论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赵长青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3 14:48:07 浏览:8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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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
赵长青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新时期，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的性质，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政策性和实践性。界定得当，既能开放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又能准确地打击经济犯罪，有效地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如果界定不当，就可能扼杀一些新生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行为，阻滞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造成罪与非罪的错位。因此，研究不法经济行为中合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对打击经济犯罪和发展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不法经济行为存在的客观性
“不法”二字，一般是指违法、不守法（《辞海》语），而本文所研究的不法经济行为则是广义的，它既包括违反现行法律规范的行为，也包括法律尚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和法律一时难以规范的行为。这部分行为，就是介于法律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与合法行为之间的一些有法不依、无法可依或者有法难依的经济行为。这部分行为情况特殊，性质难定，是我们研究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界限的主要对象。
在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领域里，只要存在利益的冲突，就必然存在规制人们行为、调整利益关系的法律。尽管在不同的国度里，都制定了刑事、民事、行政法规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但不法经济行为照样客观存在，只是存在的范围、数量不同而已。这种客观现象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主要表现有：
（一）物质利益的诱惑性
追求物质利益，属于人的本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是有与无之争，只能是合法与非法之争。极“左”思潮严重时期，抹杀个人利益的特殊需求，将追求物质利益行为视为大逆不道，因而人的物欲受到压抑，人性受到扭曲，从而延缓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性的物质欲望得到解放，这无疑是对发展生产力有利的。但是，在规范人们物质欲求的法制尚不健全的历史时期，各色各式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中，不法经济行为便会大量发生。
不法经济行为的牟利性，决定了在实施不法经济行为的群体中，有的人法制观念较强，能够把牟利行为节制在政策、法律的限度内，有的则会走贪婪无度的违法犯罪道路。马克思曾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政治家托·约·登林的话说：“一旦有适当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５０％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１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３００％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的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①］我国目前确有一些犯罪分子，为贪图不义之财，利令智昏，向社会和法律挑战。
（二）法律规范的滞后性
法律发展的历史说明，由于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即使法律规范在不断变化和完善，而法律自身的稳定性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总是不同程度的存在。任何法律规范一经颁布实施，就应在一定时期内有效，不能朝令夕改。而社会生产力是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有一些在一定时期处在法律规范调整之外。意大利法学家菲利指出：“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糙和不足，因为它必须在基于过去的同时着眼于未来，否则就不能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现代社会变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使经常修改也赶不上它的速度”。［②］
社会发展与立法滞后的矛盾，在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在法制比较健全、社会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理想的规范状态，这种矛盾就小；反之，在政治、经济大变动时期，超越现行法律规范的新事物不断出现，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较为混乱的不法状态，这种矛盾就极为突出。
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同历史上的每次变革一样，旧体制被打破，新体制尚不完善，故新的法律体系的健全还有艰巨的过程。变革中付出代价之一，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不法经济行为必然增多。
（三）行为性质的模糊性
模糊学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两种事物：一种是人们可以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清晰的事物；一种是人们不能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模糊性事物。在不法经济行为中，有些就属于一时难以界定其性质的模糊性行为。
我国过去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产权关系集中，利益主体单纯，经营格局简单。刑事法律在经济领域中以保护公有制为己任，因而，合法与非法、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易于界定。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为复杂的经济体制。在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虽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必然会带来产权关系、资源配置、市场竞争等一系列关系复杂化。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也随之变化。特别是新出现一些获取经济利益的新的行为，究竟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弊，还有待于实践证明。对这种一时难以规范、利弊关系模糊的行为，在社会变革的失衡期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杜尔凯姆所说：“只要这种失控的社会动力没有达到新的平衡，这段时期各种价值观都无一定，规则标准也无从说起，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什么是非份之想”［③］对我国当前出现的一些利弊关系模糊、一时难以规范的模糊性行为，将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受到检验，利弊分野，被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驯服”。
综上所述，不法经济行为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是法制较完备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时期，这种现象较为突出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二 评判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标准
（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界限的实质标准。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实质标准。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看有无危害社会的行为。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具备犯罪的前提条件，没有危害社会的行为，便无犯罪可言。二是看行为危害社会的程度。只有当危害社会的行为达到触犯刑律的程度，才能以犯罪论处，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则不能认为是犯罪。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和理解这个标准。原苏联著名刑法学家斯皮里多诺夫曾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多样性和每个行为客观造成的损害程度的历史变异性，把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标准问题提到了首位。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要社会对犯罪作出自觉的或公正的反应，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从社会学的理论看，行为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的程度，是评价人的行为的标准。”［④］在这里，斯氏提出了一个评判人的行为性质的标准，即人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相适应的，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不完全相适应的，就是对社会有一定程度危害性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就是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刑法原理的。
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评判人的行为的标准是不同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⑤］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衡量人们行为性质的罪与非罪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犯罪认定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前我们刑法理论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认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标准。
（二）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评判不法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事实标准。
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刑法作为上层建筑，它的根本任务就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党的“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又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指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这个“三有利”标准的实质是生产力标准。这个标准既是指导、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当然也就应当引进刑法领域，作为评判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也就是界定不法经济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的事实标准。
把生产力标准引进刑法领域，作为判定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标准，必然要引起犯罪观的更新和认定犯罪具体标准的变化。但对怎样理解和适应生产力标准，目前缺乏统一的认识。从见诸于书刊发表的论著中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法律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生产力标准是一种宏观的标准，并且十分抽象难以把握。如果以生产力标准取代法律标准，就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因此，必须在总体上坚持犯罪构成作为经济犯罪的认定标准，在法与理冲突的情况下，以生产力标准作为适当的与必要的补充。
二是生产力标准论。有的文章认为：行为是否危害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及其程度，应是区分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的标准。并具体指出：一是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区别犯罪与正当的界限。是否“有利于”，主要看社会效果、行为手段、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主客观情况。二是危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这是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危害程度如何，主要应结合情节是否恶劣、数额是否巨大、后果是否严重等情况，综合考虑加以确定。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法经济行为都发生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能不危害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只要掌握好生产力标准，就能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
三是双重标准论。此说的主要观点是：评判具体经济行为有无社会危害性，既要以是否利于生产力发展总标准为指导，又要坚持以法定的犯罪构成为依据。这种观点认为，前者具有政策的指导意义，后者是法律表现形式，在政策的指导下，掌握好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才能划清不法经济行为中的罪与非罪的界限。
四是最终标准论。此说认为：生产力标准终究是社会评价体系中一个根本的、最终的标准，要从本质上把握某种行为是否真正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把它误解为经济标准，也不能把它误解为绝对唯一的排他性标准，不能脱离其他具体的法律标准而孤立存在。这种观点的中心意思是，生产力标准只是根本的、最终的标准，不具有排他性，要评价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是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标准来实现。
广东省鼓励外商投资实施办法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鼓励外商投资实施办法
广东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办好我省外商投资企业，根据《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外商投资企业，包括符合国务院有关规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第三条 外商投资项目的洽谈、签约和对外履约，以及外商投资者的咨询、投诉等事宜，由各级经贸委（局）归口管理。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等工作，按不同产业、行业分别由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归口管理。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本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指导、服务、协调
和监督。外商投资企业的直接主管部门尤其要负起具体的指导、服务和管理责任，切实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第四条 进一步提高审批工作效率。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按原定审批权限，项目建议书应在三十天内批复，可行性报告、合同、章程在三十天内批复，批准证书在十天内核发。产口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市（地）所属企业由各市（地）经贸委会同有关部门审核，省属企业同省
主管厅局审核后，报省经贸委批准并发给证书；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计划单列城市和海南岛由该地自行审定并发给证书，报省经贸委备案，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同蛙加报省特区办备案。
第五条 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应切实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用国际上通行的科学办法经营和管理。在批准的协议（合同）范围内，外商投资企业可以自行筹措、运用资金，自行安排本企业的生产计划、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
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经批准内销的部分，除国家统一定价的外，其销售价格由企业自定。
外商投资企业有依法招聘、任免、奖惩、辞退职工的权利，可自行确定工资标准、工资形式和奖励、律贴制度，免缴资金税。
第六条 要健全外商投资企业的董事会和管理机构，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为依据，正确处理合营双方的关系。企业生产经营上的重大问题，以及重要的人事安排，均应由董事会讨论决定。双方管理人员应按章程规定行使职权，各地行政管理机构应予以保障。
第七条 提高外商投资企业的经济益和财务管理水平。对已注册和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各级财税部门要督促、协助企业建立、健全帐册和财会制度并及时报送会计报表；企业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和营业点，其财务收支应及时汇总反映，企业应对其实行财务监督。
各级财政部门应组织和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验资查帐工作，适时对已注册和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双方出资情况进行验资，对不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违背协议（合同）的情况，要督促企业限期解决。
第八条 各地、各部门自行制定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收费项目，要按国务院国发〔1986〕49号和省政府粤府〔1986〕126号文件精神立即进行清理，凡属违背的应予取消。对不合理收费，企业有权拒交，并向经贸委（局）申诉。
第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可自行出口；或委托有出口权的外贸公司代销、经销，其出口收汇归外商投资企业，盈亏自负；或交外贸部门收购出口，以人民币结算，外汇分成按国内企业对待。外商投资企业可接受外贸部门加工订货，扩大生产出口门路；可结合自己的生产条件和销
售渠道，接受其他厂商的对外加工装配业务。
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出口，由企业主管部门审核汇总报当地经贸委（局）、省经贸委备案。外经贸管理部门负责外贸政策和出口方向指导。
第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出口，属于需要申领出口许可证的，按批准合同（协议）的年度出口计划，每半年申领一次。按实行许可证管理前经批准签订的协议（合同）生产的产品，其出口一律按原协议（合同）执行。以后对列入出口许可证、配额管理的商品，须经省经贸委核准后
方可对外签订协议（合同）。
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产品，其质量，档次明显高于国内企业同类产品，能够提高出口售价，为国家多收外汇的，经省经贸委认可，优先发给出口配额。
第十一条 外贸公司和工贸公司应与外商投资企业共同协作，相互支持。外贸公司可以自行利用外资开设合股企业，也可参股到已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从企业所分得的外汇视为完成出口收汇任务。
第十二条 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自办原料基础，可以跨行政区域，采取与国内企业联营方式组织生产，产品可以人民币结算，其中一部分可外汇结算，这部分外汇列入本企业外汇成本。
第十三条 实行以产顶进、替代进口。外产投资企业生产国内需要进口的产品，其规格质量已达到同类进口产品水平，价格和交货期适宜的，国内企业应优先采用，产品顶进视同外商投资企业完成出口、国内企业完成进口任务。
第十四条 由于企业内部经营问题致使不能出口收汇的，企业主管部门应督促企业制订措施，限期解决；外商投资的能源、交通、通讯、医疗等项目，应力争自己实现外汇平衡，需要主管部门或当地政府帮助的，应先经批准方可对外签约。
第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之间可在外汇管理部门监管下，相互调剂外汇余缺。
第十六条 对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项目和能源、交通、电讯设施等项目，外汇平衡暂时有困难的，可由各地在确保国家和省安排出口创汇任务的情况下，提出货单，报省经贸委核准后，由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外国合营者的销售关系，以人民币收购国内产品出口，实行综合补偿。
第十七条 对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在国家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间，免征地方所得税；在以上免减税期满后，先进技术企业除按国家规定延长三年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外，再减半缴纳地方所得税三年；对产品出口企业按以上减免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
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除按现行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外，仍可减免地方所得税。
第十八条 在山区县兴办的中外合资企业，免征地方所得税。合营期在十年以上的，免征所得税二年，减半征收所得税三年，还可以在以后十年内继续减征所得税百分之三十。在山区县兴办的中外合作企业，除地方所得税按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的《关于我省外资企业减免地方所得税问题
的意见》（粤府办〔1985〕157号）的规定执行外，可比照中外合资企业减免所得税的规定办理。
在山区县兴办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按国家统一规定的范围，免征工商统一税；凡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内销产品除糖、烟、酒、手表、电视机、收录机外，其余经税务部门批准，在投产后二年内免征工商统一税，二年后确有困难的，可继续申请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减
免。
第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自行生产的出口产品，除原油和成品由及国家另有规定的产品外，免征商统一税。
第二十条 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的场地使用费，除大中城市繁华地段外，各地可按当地情况，规定一定年限的免缴期限，免缴期满后，按最高超过每年平方米三元的标准计收。
第二十一条 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必须解决的短期周转资金，及其他必要的信贷资金，可向开户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核后，应优先贷放。
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可向香港中银集团及其他海外金融机构拆借资金，或共同融资，向本省的外商投资企业发放外汇贷款。
第二十二条 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征得主管部门同意后，经省人民银行批准，可发行股票和债券。具体事项按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广东省股票债券管理暂行办法》办理。中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对外商投资企业办理现汇抵押人民币贷款、物业抵押贷款，以及其他多种形式的
国际上通行的融资业务。
第二十三条 为改善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物资供应，在外商投资企业较多的城市，可组建外商投资企业服务中心，开设物资市场，协调和组织生产、外贸、商业、物资等部门之间的物资交流，经营范围可包括国产物资、进口物资和替代进口的产品。进口物资可由海关作为保税的货物监
管，售出后按国家规定根据使用单位的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征税或减够免税。
第二十四条 各级物资和商业部门，对外商投资企业所需的生产物资供应，在供应办法和价格水平上，应与国营企业一视同仁。进口物资按进口成本加合理费用结算。电力、燃料部门和各级、各地工业主管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能源供应。对其生产、经营所需的
水、电、运输和通讯服务，按当地国营企业一样计收费用。外商投资企业为履行其产品出口合同而自行发电所需的燃料，不需上报审批，免领进口许可证，由海关实行监管，凭企业合同或者进出口合同验放。
第二十五条 中方委派到外商投资企业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是了解国家法律和政策、熟悉业务、有经营管理能力，并能与外商合作共事人员；除经特别批准者外，一般不要兼职；要规定考核制度和任期，在任期内成绩显著者可连任，不能履行职务的要免职。
第二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中方派去外商投资企业的干部的选拨、考核、升迁、职级待遇、奖励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在外商投资企业较多的地方，应设立外资企业中方干部管理机构或指定专职人员进行管理。具体管理办法另行统一制订。
第二十七条 省经贸委对外经济贸易人员培训中心，应结合外商投资企业的特点，培训管理、外销、财会等方面的业务人才，各地、有关厅局和各行业也要自行积极培训各类专业人员。
第二十八条 各级劳动部门要以《中外合营企业劳动管理的规定》为依据，加强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管理，尊重企业的用人自主权，协助企业招收、招聘工人。外商投资企业所需技术工人，在当地无法解决的，经所在市（地）劳动部门商得有关地区劳动部门同意可到外地招聘；需在省
外招聘的，应经省劳动局批准。被外商投资企业录用的在职人员，原单位应允许流动。发生劳动争议，由所在地区劳动部门裁决。
第二十九条 香港、澳门、台湾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与个人在省投资举办的企业，可参照本实施办法的有关条款执行。
第三十条 本实施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1987年4月26日
广西龙胜洪大妈伐林案有阻却事由、罪名不成立
龙君钱
重点词：期待可能 广西龙胜 滥伐林木
在广西龙胜一位子逝夫瘫的58岁洪氏伐林案中，有观点认为即使本案行为人“故意”砍树，也不应以犯罪论处。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参考和深思的。也借此浅谈下近几年司考的一个重点即期待可能性这一责任阻却事由。
有个些法律人士认为该理论不能成为辩护的理由。我认为除杀抢奸等恶性犯罪外，赞同周光权（今年司考命题人之一）所言“对…个别犯罪，确实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适法行为的，可用期待可能性进行辩解”（详见其在人大社出版的《刑法总论》第257页）。因为在大多数案件中，这种期待可能性的有无，都无需特别予以考虑。但在某些特殊的境况下，这种判断仍是有必要的如亲属间的盗窃、包庇等。
期待可能性理论已经深入人心，也得到立法者或司法者的认可和实用。如最高法《关于审理重婚案的批复》就认为，那些因受自然灾害而流浪他乡的“犀利哥”们，为生活所迫与她人重婚的，不认为是犯罪。还有《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案的解释》中的七条就并没有规定直接驾车的司机构成交通肇事罪云云，都极力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的理念。
本案中，58岁的龙胜洪大妈已逐渐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子逝夫瘫、自己也“疾病缠身”、加上中国农村老年人生活医疗保障制度的滞后。我们能期待这样的老年人一辈子“守法”吗？？？显然不能，这种为了起码的生存（《桂林日报》报道对其适用千元罚金刑的法条 “由于遭受不可抗力的灾祸”。）在此况下，只要其所伐自己责任山杂林的折合数额接近或者相当于两老人的生存和医疗所需费用，实在没有办法，为生活所迫的情况下，我认为龙胜洪大妈是缺乏守法的期待可能性，不宜动用最残酷的刑法追究其责。
行文至此，肯定有人会认为洪大妈可以不非法伐自己责任山林木，可以选择到救助站求助。从表面上看，这也没什么不妥。但是在下也作为一个龙胜林农，能否这样质问：前文所提到的那些因自然灾害而流落他乡的“犀利哥”，明知自己已婚却为什么还要凭借自己的帅气去欺骗她人的感情而重婚？为什么不到救助站求助？？为什么不挨家挨户去乞讨？？？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却不以重婚罪追究其刑责？？？？难道真是灵验了“法不强人所难”的格言。当然一个受自然灾害流浪他乡的年轻男子和一个因“遭遇不可抗力的灾祸”的58岁已近黄昏赤贫善良勇敢的龙胜“老太婆”是没有比法的。
综言，本案洪大妈为生活所迫，不得已选择伐林的行为，在这种特殊的境地下。其存在缺乏守法的期待可能性。据刑法13条不认为是犯罪。
（后记：期待可能性是法律与情理的融合，理性的法律应当体现出应有的人文情怀精神。这一理论也是《刑法》对这些极端贫困的农民脆弱人性给予的同情，这种同情并不是大众给的，更不是来自司法者的同情，而是刑法本身所具有的。所以那些持“法（即刑法）理不容”这种有所偏颇的观点，在本案中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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