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财政预算资金安排社会听证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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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若干问题

何培育 广东商学院


[摘要]：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享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诉权。检察机关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充当原告的法律地位，是形式上的当事人。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以及其实体法律适用应当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加以进一步的明确，以保障国家、集体财产利益在受到侵害后得到有效的救济和补偿。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公益诉讼 诉讼地位

2005年9月，郎某等4人在宁波市北仑区柴桥街道后所村的山上盗伐林木被抓获。为了保护集体的利益，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向北仑法院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郎某等4人于2006年3月之前在盗伐原地种上同等树种苗木125株。人民检察院的这一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2006年1月11日，浙江宁波北仑区人民法院以盗伐林木罪分别判处郎某等4人拘役四个月零二十天并处罚金1000元；另外还要他们在4月10日前，在后所村山林被毁地段种植树木125棵，并保证成活率在90%以上，并从植树之日起管护3年。
北仑区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依据北仑区法院、检察院2005年联合制定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检察院的公诉部门和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共同或单独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提起诉讼，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进行审理；同时规定了适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并对赔偿责任人、提起诉讼时间、起诉书制作、法院立案、检察人员出庭任务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条规定在实践当中并未得到充分实施。同时有关人民检察院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范围以及具体程序与实体问题，法律也无明确规定，造成了理论与实践当中的混乱，由此才出现了上述北仑区的《暂行规定》。下面笔者将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职能在司法实践中重视不足
根据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依法监督、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主要职责包括对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行使检察监督权；依法对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实行监督等。出于维护国家集体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的角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七十七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可以作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然而，在以往的诉讼实践中，由于人民检察院定位不清楚，因此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总是受到争议，被认为是游离于其主要的检察职能以外的，并且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会造成人民检察院角色的混乱，因此该项职能常常受到忽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的适用状况大打折扣，导致国家、集体财产利益不断受到侵害而无法获得救济。人民检察院该项职能在当今刑事犯罪同时侵犯国家、集体财产利益更加普遍的今天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第一，保障国家、集体财产利益受到侵害后得到有效救济。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些给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相当程度损害的犯罪案件，既没有具体的受害单位、也没有具体的受害个人。比较常见的案件主要有，交通肇事犯罪导致国有防护栏毁坏、破坏性盗窃犯罪(如为盗窃投币电话中的硬币而砸坏电话机的)、破坏生产经营犯罪导致国家或集体财产损失、盗伐林木等类型的案件。另外，存在一些集体财产利益受损害，受害单位却怠于行事自己的诉权的情形。例如在宁波北仑区盗伐林木案中，当地镇政府并未充分意识到提起民事诉讼的必要性。以上案件以往被作为单纯刑事案件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这类案件客观上不存在明确的受害主体，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常常被忽视，最终导致国家、集体的权益受到侵害而无法获得有效救济。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人民利益的代表，应当担当起国家、集体财产利益“守夜人”的角色，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维护国家、集体的财产利益。
第二，人民检察院提起该类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首先，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过程中对案件事实有细致的把握，可以根据犯罪事实以及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在合理的范围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相对于其他可能的主体来说，不再需要中间环节，提高了诉讼的效率。另外，我国刑事诉讼的原则在于惩罚与教育相结合，最终实现社会正义，而民事诉讼的最终目标在于实现社会公平，维护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财产利益与人身利益。针对此类案件中主观恶性不强，社会危害不大的案件，通过对犯罪人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合理分配，适当减轻刑事责任，转化为民事责任，这样的结果便是将犯罪人牢狱之苦，部分转化为对国家、集体经济利益的补偿，同时减少了国家司法资源的负担。达到了国家、司法机关、犯罪人三方的最优化选择，是三者在博弈过程中的纳什均衡之所在，同时。就宁波北仑区盗伐林木案来说，犯罪人在得知判决结果后也表示，愿意执行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判决，因为这样的判决结果可以弥补给国家带来的损失。
第三，符合当代诉权理论发展方向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近年来，公益诉讼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3是把管理学的观念引入诉权理论后，当事人适格理论在近代社会的突破性发展的集中体现。对于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学术界尚有争论，存在着广义的公益诉讼与狭义的公益诉讼之分。但对于人民检察院作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已经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之一是国家、集体的财产受到损失。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属于公益诉讼的范围之内，也符合了诉权理论的发展方向。另外，就世界范围来讲，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检察院作为维护国家、人民利益的主体，其保障国家、集体财产利益作用不可或缺。而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职能也正是基于此而设立的。

二、人民检察院在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当中的诉讼地位
在进一步确定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实体与程序权利义务之前，必须要对其诉讼地位加以界定。然而对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人民检察院的法律地位却有着不同的观点。
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三种学说：
第一，公诉人说。该说认为检察机关应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国家公诉机关，持此种观点的大多为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有部分审判人员。他们认为，检察机关无论提起刑事诉讼、还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都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都处于国家公诉机关的地位。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将检察机关的公诉权运用到民事诉讼中，以求从形式上实现检察机关诉权的统一。
第二，双重身份说。该说认为检察机关既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国家公诉机关，同时具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身份。持这种观点的认为，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它既是公诉机关，又处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地位，享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权利和义务，具有国家公诉机关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双重身份。
第三，原告人说。这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是提起刑事诉讼的公诉机关，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理由是人民检察院既是刑事公诉机关，又在程序上处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地位，但不是实体上的民事原告人。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于适格当事人不起诉或者没有明确的当事人的案件，是对当事人起诉机制受阻时的补充，并非属于排出其他主体的“公诉”，其诉讼地位也不应被称为“公诉人”。
以上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表述了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更赞同第三种观点。
一般来说，公诉是指刑事公诉，“根据刑事公诉制度，‘公诉’是指国家公诉机关国家公诉机关代表国家指控犯罪，将犯罪嫌疑人交付法院审判的诉讼活动和制度。公诉机关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刑事指控，取决于刑法的规定，刑法关于具体的规定又体现了稳定和维护社会秩序者基本的公共利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刑事、民事两种诉讼的合并审理。就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两造对立”而言，民事诉讼要有相对的原、被告双方才可以成立。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不论是被害人还是其他有权依法代为提起诉讼的公民和法人、其他组织，均应称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享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权利和义务。由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它在形式上就充当了民事原告人的角色。但在事实上，检察机关并不是被害人——所主张的民事权利的所有者，真正的权利人应该是国家或者一定范围内的集体组织，检察机关只是代表国家或者集体组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形式当事人”。在诉讼中检察机关并不享有对公共财产的处分权，有别于实体上的民事原告人，故检察机关在程序上处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地位，但不是实体上的民事原告人。也正因如此，人民法院审理由检察机关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不适用调解程序。
另外，笔者认为，假如将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定位为公诉机关，会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困境：首先，检察机关是否享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某些权利，如申请撤诉权、申请执行权等。诉讼过程中若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检察机关无权撤诉，导致诉讼程序无法顺利进行；其次，如果被告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无异议，检察机关认为判决中的刑事部分正确但附带民事部分有错误，因公诉机关只有对刑事部分的抗诉权，对未生效民事判决不具有上诉权，若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公诉机关，则其既无上诉权而在判决生效之前又无法行使抗诉权，导致二审程序无法启动。第三，对生效附带民事判决被告人未自觉履行的情况，审判组织亦未移交执行机构执行，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机关是不能申请法院依法强制执行的，只有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时才能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因此，人民检察院既是刑事公诉机关，又在程序上处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地位，无论现行法律规定还是在诉讼实务中，都是必然的要求。

三、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当中的法律适用
(一)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使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根据以上规定，检察机关不能代表被害自然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能代表被害国有、集体单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应以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为前提。
在宁波北仑区《暂行规定》中，规定了检察院的督促程序，即犯罪行为侵害国家、集体财产利益，有明确的受害单位的，检察院要先实施督促程序，在经过一段期间受害单位怠于行使诉权或没有明确的受害单位时，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对此应当加以吸收借鉴。对于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被害单位又提起的，只要被害单位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据受损单位优先的原则，将被害单位列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并告知检察机关撤回附带民事诉讼。
另外，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做出明确的司法解释，以指导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二）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实体法律适用
基于人检察院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特殊法律地位，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实体法律适用具有自身的特点，也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诉讼，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适用法律上，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这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当首先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在刑法、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前提下，应当适用民事法律法规和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
其次，在责任认定上，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同其他附带民事诉讼一样，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由刑事前提决定，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原因在于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是同一行为发生两种后果而产生的两种法律责任，因此民事责任人的主观状态是从属于刑事主观状态的，而任何刑事责任的确定，无论是作为的还是不作为的犯罪，行为人都具有主观上的罪过，由此也决定了附带民事赔偿责任人主观上必须具有过错，没有主观过错的民事赔偿，是不能发生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因此将适用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的案件均排斥在附带民事诉讼之外。
第三，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等与民法上不尽相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也对此作了相应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还在《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因人身权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司法解释都是将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定在物质损失的范围内，而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外。
结 语
宁波北仑区盗伐林木案是我国当今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一个缩影，但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个别的地区的个别的一个案例，而是对近年来社会上保障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呼声日益高涨现状的一个回应，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意义。在公益诉讼渐行渐近的今天，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应当演好保障国家、集体财产安全“守夜人”的角色，积极行使其民事诉权,依法履行附带民事诉讼职能。同时，这也是我国全面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体系的必要准备。



1宁波北仑检法两院联合推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规范——起诉审理受案范围不再朦胧http://news.sina.com.cn/s/2006-01-18/09238014784s.shtml
2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09页。
 3颜运秋著：《公益诉讼理念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9页。
4参见江伟 邵明 赵刚主编《民事诉权理论》
5江伟 杨剑《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若干问题的探讨》http://www.civillaw.com.cn/
6参见：廖永安：《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2期，第63页；廖中洪：《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现代法学》2003年第3期，第134—135页。
7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946页。
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刍议
欧锦雄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确定存在诱惑侦查的事实，但是，被侦查诱惑之犯罪能否被定罪量刑呢？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阐述了被诱惑侦查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刑法法理，并分析了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及其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所产生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了若干刑事立法建议。
关键词：侦查、诱惑、犯罪、合法性、刑事责任 立法、

诱惑侦查，是侦查人员运用诱惑性手段诱使他人实施所诱惑之犯罪的一种侦查活动。诱惑侦查的产生可追溯到法国路易14统治时期，当时，法国统治者为了镇压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以诱惑侦查手段捕捉革命党人，并处以刑罚。目前，日、美等国家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地承认了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我国刑事法律对诱惑侦查并没有明文的规定，刑事法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没有予以重视，更没有引起理论上的纷争。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诱惑
侦查的事实，一些案件也起诉到了法院。但是，对于被侦查人员诱惑实施的犯罪（以下简称“被侦查诱惑之犯罪”）而言，法官能否对其定罪量刑呢？这是亟需予以研究的问题。经过钻研，笔者认为，从法理上说，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诱惑侦查合法与否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刑法法理
在法律社会里，当人们具有意志自由时，人们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可能会选择实施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行为，也可能会选择实施犯罪行为，还可能会选择不实施任何行为。正因为人们具有意志自由、具有自由选择自己行为的主观能动性，国家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和法律标准来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同时规定，行为人对自己基于意志自由所选择的行为应承担责任。当行为人基于意志自由选择了实施犯罪后，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犯罪人基于意志自由实施犯罪，这是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哲学依据。当侦查机关运用诱惑性手段诱使被诱惑者实施犯罪时，被诱惑者认识到被诱惑实施的犯罪是国家禁止实施的行为，若实施了这种行为，就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当时，被诱惑者是具有意志自由的，他有可能选择实施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行为，也有可能选择实施被诱惑之犯罪，同时，他还有可能选择不实施任何行为。在这一情况下，国家要求被诱惑者不论受到侦查诱惑与否，都应遵守刑法，不得选择实施刑法禁止的行为（即犯罪行为），否则，一旦被诱惑者选择实施被诱惑之犯罪，被诱惑者就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可见，追究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是具有哲学依据的。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它是指具有故意或过失的行为在客观上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实际造成或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的损害。它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其实，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同样体现了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主观恶性集中体现在罪过这一概念上，罪过是两种（两个形式）罪过——故意与过失的类概念。（1）被侦查诱惑之犯罪是基于被诱惑者的故意而实施的，从认识因素上看，被诱惑者明知自己所实施的被诱惑之犯罪是刑法所禁止的，同时，也认识到若实施了该犯罪就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从
意志因素看，被诱惑者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显而易见，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具有主观恶性。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客观危害也是明显的。所谓客观危害是指行为在客观上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已实际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的事实特征，客观危害体现在危害行为、犯罪对象、犯罪客体、结果等因素上。在诱惑侦查的情况下，被侦查诱惑之犯罪是在侦查机关设下圈套布控进行的，在一般情况下，被诱惑者在犯罪现场即被抓获，因此，国家和人民利益一般不会受到实际损害，而是可能受到损害。但是，如果被诱惑者实施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得逞，并得以马上逃脱，就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实际损害，例如，在诱惑诈骗犯罪中，若被诱惑者在犯罪现场拿到财物后马上逃脱，那么，该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实际损害，反之，若侦查人员在布控圈套里将被诱惑者当场抓获，那么，该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认为还未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实际损害，而只是可能造成损害。无论被侦查诱惑之犯罪是造成了实际损害，或是可能造成损害，都表明这种行为具有客观危害。综上所述，被侦查诱惑之犯罪体现了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具备了犯罪的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
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我国新刑法典明文规定了犯罪的概念，以及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因被侦查诱惑实施的犯罪，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因而，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包括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它侵害了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它具备了刑法规定的客观事实特征，它具备了法定的罪过形式——故意，行为人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说明其具有刑事违法性。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因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因此，应依照法律对其定罪处刑。这体现了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
总而言之，被侦查诱惑之犯罪既符合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也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因而，依罪刑法定原则，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负刑事责任。
二、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及其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所产生的影响。
诱惑侦查是否合法的问题，属于刑事诉讼的程序性问题。程序合法与否，有时会影响到实体方面的定罪量刑。所以，探讨诱惑侦查是否合法及其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所产生的影响是有必要的。
从刑事侦查实践看，贩毒、有组织犯罪、非法买卖武器、组织卖淫、赌博、行贿受贿等隐蔽性犯罪往往是行为人之间秘密进行的，由于无特定的被害人存在，一般人无法觉察其犯罪状况，侦查线索难以发现，运用一般侦查手段侦缉这类犯罪极其困难。为了更好地打击这类犯罪，防卫社会，因此，一些国家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在美国，判断诱惑侦查是否合法，是以被诱惑者在诱惑侦查之前是否已具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为标准。如果在诱惑侦查之前，被诱惑者没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那么，该诱惑侦查是违法的，根据“陷井之法理”，被诱惑者所实施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反之，如果在诱惑侦查之前，被诱惑者具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那么，该诱惑侦查是合法的，被诱惑者对自己所实施的犯罪应承担刑事责任。（2）在日本，麻药法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诱惑侦查在侦缉隐瞒性犯罪中的合法地位。（3）对于非法的诱惑侦查，日本法学界对被诱惑者往往主张采取宣告无罪、免诉、驳回公诉、排除违法收集证据等方式处理，使被诱惑者不被处以刑罚。（4）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诱惑侦查是否合法并未有明确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以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58条也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取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两个规定所涉及的内容并非诱惑侦查的范畴。“诱惑侦查”与“以引诱、欺骗方法收集证据”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指被诱惑者在实施被诱惑之犯罪之前，侦查机关运用诱惑手段诱使被诱惑者实施被诱惑之犯罪，并据此侦缉被诱
惑者。而后者是指侦查机关对已发生的犯罪或怀疑已发生之犯罪进行侦查时采取引诱、欺骗方法收集证据。对于前者，若被诱惑者实施了被诱惑之犯罪，那么，侦查机关在审讯中不是以引诱、欺骗、威胁、严讯逼供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也是可以作为定案根据的。笔者认为，为了打击贩毒、有组织犯罪等隐蔽性强、无特定被害人的犯罪，防卫社会。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借鉴美、日等国关于诱惑侦查合法性问题的规定，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地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并予以明文规定（本文最后一部分有立法建议）。这样，当诱惑侦查合法时，被诱惑者应当对其实施的被侦查诱惑之犯罪负刑事责任，因为它体现了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的统一。但是，因被侦查诱惑之犯罪是在侦查机关诱惑下而实施的，与普通犯罪相比，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因此，对这类犯罪定罪处刑时，应区别对待。
对于非法诱惑侦查而言，被诱惑者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否负刑事责任呢？
笔者认为，从刑法上看，无论诱惑侦查合法与否，在被诱惑者实施了被诱惑之罪后，被诱惑者的行为是符合法定犯罪构成的。刑法典所规定的各种犯罪，是国家禁止人们实施的行为，不管诱惑侦查存在与否，不管诱惑侦查违法与否，人们都应遵守刑法的禁止性规范。在非法诱惑侦查情况下，被诱惑者实施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同样符合相关犯罪的犯罪构成，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诱惑侦查违法而一概豁免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否则，将放纵罪犯，有失刑法公正，例如，侦查人员非法运用诱惑侦查手段诱使被诱惑人实施放火、杀人、抢劫、爆炸、绑架等严重犯罪，且被诱惑者的行为已得逞。在这一情况下，若因为诱惑侦查的违法性而豁免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将有失公允，不符合实体正义。（在这例子里，侦查人员当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是，非法的诱惑侦查有违程序正义，这是不争的事实。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和谐统一，是司法公正之所在，当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发生冲突，不能并重时，公平正义是合理的选择。一般而言，如果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是严重的，就应追究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这体现了侧重于实体的正义。如果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不严重而是一般的或较轻的犯罪，就不应追究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这体现了侧重于程序正义。这样，既不放纵严重的犯罪，又能在一定程序上维护程序正义。应当指出，如果被诱惑者明知是非法诱惑侦查，仍然乘机去实施被诱惑之犯罪的，就不应将其看成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而应将其作为一般刑事犯罪来追究刑事责任。
必须指出，由于侦查人员是基于职权而实施诱惑侦查的，而且，其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防卫社会，因此，不能认为侦查人员是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教唆犯或从犯。他所实施的是公务行为，对于合法的诱惑侦查来说，只要没有过错，侦查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对于非法的诱惑侦查而言，非法运用诱惑侦查手段诱使他人犯罪的侦查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如果侦查人员在实施非法诱惑侦查过程中，在布控范围内抓获了被诱惑者，并未造成严重后果（例如，其他公民未受到无辜伤亡），那么，侦查人员应承担行政责任，受到行政处罚，但是，如果因非法诱惑侦查造成严重后果，达到犯罪程度的，就应追究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新刑法典第397条规定，一般应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刑。
三、立法建议
（一）刑事实体法的立法建议
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具备了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和法定的犯罪构成，因此，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由于这类犯罪是在侦查机关运用诱惑手段诱使实施的，因此，这类犯罪具有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理由：
1、被诱惑者具有类从犯地位
从被诱惑者的犯意看，有的被诱惑者本无犯意，而是由于侦查人员的诱惑才产生犯意的，而有的被诱惑者虽然原来已具有犯意，但是，其犯意是在诱惑侦查下才得以加强的，从客观方面看，被诱惑者实施被诱惑之犯罪是在侦查人员诱惑下实施的，可见，侦查人员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产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被诱惑者的行为并不是导致危害结果（有时，这类犯罪是有危害结果的）的唯一原因，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被诱惑者的地位类似于共同犯罪中的从犯。
2、在许多情况下，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属于犯罪未遂的形态
被侦查诱惑之犯罪是在侦查机关布控下实施的，侦查机关在布控时往往都希望被侦查诱惑之犯罪不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实际的损失。在实践中，许多被诱惑者在实施被诱惑之罪时即被抓获，并没有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到实际损失，这时，被诱惑者的预期危害结果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犯罪未遂。当然如果被诱惑者在实施被诱惑之罪时实际危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出现了法定危害结果，就属于犯罪既遂了。
3、对于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而言，因其程序的非正义，这些犯罪应受到较轻的处理
侦查人员非法运用侦查诱惑手段诱使被诱惑者实施被诱惑之罪，其程序是非正义的。当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不能并重时，应选择公平正义，因此，若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是一般的犯罪或轻罪，司法机关应侧重程序正义，不宜对其处以刑罚处罚，若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为重罪，司法机关应侧重实体正义，对其予刑罚处罚，但是，由于其程序的非正义性，所以，宜从轻或减轻处罚。
4、消除或减轻被诱惑者的人身危险性并不一定要用较重的刑罚
在诱惑侦查之前，被诱惑者已具有了犯罪倾向或犯意，在诱惑侦查下，被诱惑者实施了被诱惑之罪，这说明被诱惑者具有人身危险性。在侦查诱惑之前，被诱惑者虽无犯罪倾向或犯意，但是，被诱惑侦查后产生了犯意或犯罪倾向，继而去实施被诱惑的犯罪，这同样说明了被诱惑者具有人身危险性，因此，惩罚被侦查诱惑之犯罪体现了社会防卫思想，其主旨是消除和减弱被诱惑者的人身危险性，以保卫社会。消除和减弱被诱惑者的人身危险性并不一定用较重的刑罚，对于原无犯意的被诱惑者，其人身危险性并不大，而原来具有犯意或犯罪倾向的人也是在侦查人员诱惑下才去实施犯罪，其人身危险性也因人而异，因此，对于被诱惑者，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即可达到消除或减弱其人身危险性，就不必用轻重的刑罚。
综上所述，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为了体现程序正义，对于一些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还可以不以犯罪论处。为此，笔者建议在新刑法典总则第四章第一节“量刑”部分增加一条文，“对于被侦查诱惑而实施的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况特殊的，不以犯罪论处。”这里所说的“情况特殊的”主要指在非法诱惑侦查下所实施的犯罪属于一般的犯罪或轻罪。
（二）刑事程序法的立法建议
诱惑侦查合法与否，是关系到程序是否正义的大问题。而程序正义与否，对诱惑者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承担刑事责任的大小起到一定的作用。此外，程序正义与否，也关系到非法诱惑侦查的侦查人员的责任承担问题，所以，刑事程序法中应明确规定诱惑侦查是否合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诱惑侦查是否合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以致引起司法界的困惑，这不利于侦查机关运用诱惑侦查手段对一些特定犯罪作斗争。为了更好地打击贩毒、有组织犯罪等隐蔽性强的、无特定被害人的犯罪，防卫社会，我国刑事诉讼法应规定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但是，我们不能允许侦查机关滥用诱惑侦查，否则，就可能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导致人们对侦查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敌视。因此，诱惑侦查应受到限制，合法的诱惑侦查宜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具体而言，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确立诱惑侦查制度时应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限制：
1、可以诱惑侦查的罪种应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新刑法典所规定的罪种共有412种之多，如果侦查机关对每一种犯罪都可采取诱惑侦查手段，就势必使广大公民惶惶不安，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同时，侦查机关权力过多，也会导致侦查、司法专横，从而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可以诱惑侦查的罪种应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于隐蔽性强、无特定的被害人的犯罪而言，运用一般侦查手段侦缉这些犯罪极其困难，因此，对这些犯罪可以采取诱惑侦查手段予以侦缉。这些犯罪主要指：贩毒罪、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组织他人卖淫罪、行贿罪、受贿罪、赌博罪等。至于其具体范围，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被诱惑者在实施被诱惑之犯罪以前已具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才可以诱惑侦查
前文提到，在美国，判断诱惑侦查是否合法，是以被诱惑者在实施被诱惑之犯罪前，是否具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为标准。如果在实施被诱惑之犯罪之前，被诱惑者已具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那么，侦查人员的诱惑侦查具有合法性，反之，如果在实施被诱惑之犯罪前，被诱惑者没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那么，侦查人员的诱惑侦查是违法的。（5）这一判断诱惑侦查是否合法的标准，可以防止侦查人员滥用诱惑侦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值得我国立法借鉴。
3、诱惑侦查的运用应采取严格的申请审批制度
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诱惑侦查手段的运用不能由侦查人员随意运用，为此，应采取以严格的申请审批制度。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诱惑侦查应由侦查人员提出申请，由地市一级公安局审批，并应经地市一级公安局局长签字批准。诱惑侦查的申请审批制度可由公安部制定《诱惑侦查申请审批的程序》予以确定。

作者简介： 欧锦雄，男，1964年10月出生，广西玉林市人，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注释：
（1）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