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印发《＜股份制试点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暂行规定＞的几点说明》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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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政府


湖南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实施细则（修正）
湖南省人民政府



（1985年9月10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根据1998年5月4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湖南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实施细则〉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加强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根据国务院批准颁布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凡森林和野生动物（包括两栖纲、爬行纲、鸟纲和哺乳纲的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自然保护区），均按国家《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和本细则管理。
第三条 自然保护区分为国家和省、县自然保护区。
（一）国家自然保护区，由省人民政府提出区划方案，报国务院批准；
（二）省自然保护区，由省林业主管部门商同所在县人民政府提出区划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
（三）县自然保护区，由县林业主管部门提出区划方案，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人民政府及省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条 自然保护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面积和区界。区界一经划定，即树立界标，不得任意变动。
划定区界的原则是
（一）应保证保护对象所必需的最合适范围；
（二）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比较完整或演替明显或生物种源比较丰富；
（三）既要保持保护对象的整体性，又要有利于当地经济建设和群众生产生活的安排。
第五条 自然保护区建设，要统一规划设计，按管辖范围报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第六条 自然保护区分别由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管理机构，隶属同级人民政府，归林业主管部门具体管理。
第七条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关于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政策、法规和规章，开展保护自然资源的宣传教育工作；
（二）进行植被、土壤、气象、生态等科学考察，探索自然演变规律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途径；
（三）对珍稀动植物进行生态观察、研究，以及引种、驯化、保护和发展珍贵稀有野生动植物资源；
（四）负责自然保护区的行政管理。
第八条 自然保护区分别按核心保护区和实验区管理：
（一）核心保护区只供经批准的人员进行观测研究活动。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到核心保护区采伐、狩猎、垦殖、放牧、采挖标本和种苗、开山炸石、旅游，以及有碍自然资源保护管理的其他各项建设和活动。
（二）实验区可以进行科学实验和考察、教学实习、引种驯化、培育珍稀动植物，以及合理经营利用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等研究活动。严禁乱砍滥伐、乱捕滥猎和毁林开荒。
第九条 凡需进入自然保护区从事科研、教学、考察、拍摄影片、登山等活动的团体和个人，事先须与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联系，经省林业主管部门同意。
任何部门、团体、单位与国外或港商签署涉及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协议，接待外国人到国家自然保护区从事有关活动，必须征得林业部的同意，涉及省、县自然保护区的，必须征得省林业主管部门的同意。
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的人员，应遵守自然保护区管理法规和管理机构的制度，并交纳保护管理费。
第十条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会同有关部门划定生产活动区，供自然保护区内的居民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合理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自然保护区内的居民应协助管理机构做好自然资源保护工作。
第十一条 自然保护区内的科研工作，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作出规划，报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有计划地开展。
第十二条 有条件的自然保护区，在确保自然资源不被破坏和环境质量的前提下，经林业部或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可在划定的范围内开展旅游活动，同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旅游业务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统一管理，所得收入用于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保护事业；
（二）国内外有关部门、个人投资或与自然保护区联合兴办旅游建筑和设施等事项，由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建筑和设施的产权归自然保护区，所得收益在一定时期内按比例分成，但不得改变自然保护区的隶属关系。
（三）旅游区的总体规划，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负责编制，报省林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实施。
第十三条 自然保护区周围不准建立损害和污染环境的工矿企业，现有这类企业必须限期治理。
第十四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需要，可在自然保护区设立公安派出所或配备公安特派员维护治安，查处破坏自然保护区资源的行为。
第十五条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保护自然资源有突出成绩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或当地人民政府给予精神或物资奖励。
第十六条 违反本细则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不同情节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擅自移动或者破坏自然保护区界标的；
（二）进入自然保护区不服从管理机构管理的；
（三）经批准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或者标本采集的单位、个人，不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活动成果副本的。
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细则规定，在自然保护区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除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给予处罚以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自然保护区造成破坏的，可以处3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 罚款上缴同级财政部门。
第十九条 自然保护区管理人员，应模范遵守国家法规，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因失职造成损失的，由管理机构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自然保护区所在县人民政府可根据本细则制定具体规定。
第二十一条 非自然保护区的珍贵稀有野生动植物，由所在县人民政府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并报省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解释权归省林业厅。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湖南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实施细则》的决定，已经1998年4月4日省人民政府第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人民政府决定对《湖南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实施细则》作如下修改：
1、第十六条修改为：“违反本细则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不同情节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擅自移动或者破坏自然保护区界标的；
（二）进入自然保护区不服从管理机构管理的；
（三）经批准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或者标本采集的单位、个人，不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活动成果副本的。”
2、第十七条修改为：“对违反本细则规定，在自然保护区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除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给予处罚以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没收违法
所得，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自然保护区造成破坏的，可以处3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实施细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发布。



1985年9月10日
对铁路法院适用罚金刑的研究与探讨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刑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刑罚的轻缓化，而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发挥中心刑的作用是达到刑罚轻缓化的重要途径。随着现代刑罚由自由刑为中心向财产刑、资格刑为中心的逐步变革与进步，罚金刑日益受到各国立法者与司法界的重视，也逐渐成为刑法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铁路法院主要是审理列车运行中及铁路沿线发生的各类刑事案件，由于铁路法院自身的特点决定了盗窃、抢劫、诈骗等需要判处罚金刑的贪利性犯罪在其所审理的案件总量中占到了一半以上。罚金刑的适用自然也就引起铁路法院法官们更多的关注。能否真正领会新刑法在罚金刑方面的变化，将“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达到刑罚轻缓化的目的”这一新的司法理念运用到现实的审判工作中，对每一名铁路法院的法官来说都至关重要。笔者作为铁路法院的一名刑事审判的工作人员，针对审判实践中罚金刑适用存在的问题，将结合铁路刑事案件的特点，对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罚金刑的判罚标准等进行分析并寻求对策，以期对罚金刑的进一步完善有所裨益。
一、铁路法院适用罚金刑的范围：多为直接侵财类贪利性犯罪
我国1997年刑法典与1979年刑法典相比，在罚金刑的立法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分则规定的罚金刑条文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规定有罚金刑的罪名数量由79年的20个增加到165个。尽管罚金刑的罪名增多了，范围扩大了，但是罚金刑适用的对象依然主要是贪利性犯罪。贪利性犯罪是以犯罪人的犯罪动机为标准所作的一种犯罪分类，它是指犯罪人为追求金钱、财产以及其他物质利益而实施的各种犯罪。台湾学者林山田将贪利性犯罪称为经济犯，认为“大多数经济犯都是惟利是图者”。[1]根据犯罪所侵害的客体，可以将贪利性犯罪分为三大类：（一）直接侵害财产权的贪利性犯罪，例如盗窃、抢劫、抢夺、诈骗、侵占等，这种类型犯罪是社会较常见和多发的，也是铁路法院受理最多的案件类型。长铁法院2002和2003年共审理案件196件，其中直接侵财的案件就有158件，占案件总量的81 % ；（二）直接侵犯社会秩序的贪利性犯罪，包括“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危害国防利益”、“贪污贿赂”等，其中“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也是长铁法院涉及较多的一种犯罪类型。在2002和2003年受理的案件中有31件涉及到“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这一罪名；（三）直接侵害人身权的贪利性犯罪，这一类案件铁路法院涉及较少，2002和2003年两年中只受理了1件“拐卖儿童”的案件。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铁路法院所审理案件主要集中在直接侵财的贪利性犯罪，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也主要是盗窃、抢劫、抢夺这几类犯罪。
二、铁路法院对罚金刑的主要适用方式：追求社会效果，对有酌轻情节的犯罪用罚金刑代替短期自由刑。
我国罚金刑适用方式以必并科为主，以得并科与选科相组合的复合制为附，没有单科制罚金。我国这种以必并科为主的罚金刑适用方式是由我国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属于附加刑的地位决定的，更是以贪利性犯罪为主的罚金刑适用范围所直接决定的。1997年新刑法分则中规定了四种适用情形：①选处罚金；②单处罚金；③并处罚金；④并处或单处罚金。面对大量需要审理的贪利性犯罪案件，如何将罚金刑与自由刑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罚金刑的功能，有效地克服短期自由刑的所带来的弊端，一直是铁路法院法官们努力的方向。不论任何一种方式，长铁法院法官们在适用罚金刑时更多考虑的是惩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对应判处管制、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以罚金刑代替自由刑不但可以不使其失学失教，更可以避免在监狱或少管所中的交叉感染，同时也达到了惩罚和警戒的目的；对于家中有老人、儿童无人抚养照料或其身患疾病的犯罪分子，用罚金刑代替短期自由刑，既有利于对老人的赡养和儿童的抚养，有利于其疾病的治疗，使犯罪分子感受社会的温暖而受到心灵的召唤，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也有利于减少家庭和监狱的困难；对应判处短期自由刑的偶发性犯罪，用罚金刑代替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可以避免国家监改机关人满为患，使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长铁法院在案件的审理中充分利用罚金刑来代替短期自由刑，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也并不是所有应判处有期徒刑、管制、拘役的犯罪分子都可以用罚金刑来代替，只有部分主观犯罪意识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可以用罚金刑代替短期自由刑，而对于那些主观犯罪意识明显，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和累犯就不能适用罚金刑代替自由刑。
三、对于罚金刑的判罚标准
97年的刑法对罚金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一是明确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规定上限、下限的标准；二是明确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按一定的百分比确定，即倍比处罚法；三是明确规定罚金数额按一定的倍数确定；四是不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罚金的数额由法官自行掌握。前三种由于有一定的标准，易于掌握，而第四种可操作性最差，但却是刑法条文中规定最多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此外，刑法总则中再无对罚金的具体规定。前三种处罚方式由于有具体的判罚标准，一般不会引起争议，但第四种没有任何标准，只能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以犯罪情节来确定，造成了实践中的混乱。罚金数额是一个具体的、确定的概念，而犯罪情节却常常是无法量化的，且每一个具体的案件都有其独特的犯罪情节，其数额只能根据法官的内心判断来确定，这种内心判断，每一个法官都不会是一致的，受到其个人的生活经历、法律水平、长期的习惯及对被告人的印象的好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也就存在法官与法官之间、一个法院与另一个法院之间在判处罚金上差异较大的情况，影响到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因而在实践中，必须对罚金刑的标准进行限定，以利于实现法律的统一性。长铁法院在确定罚金刑的判罚标准时，综合犯罪动机、犯罪情节、犯罪人自身及家庭等多方面因素，以期所判罚金刑既起到惩治犯罪，又保护被告人及其家属合法权益的目的。
四、罚金刑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完善
1、罚金刑数额的确定随意性较大，易在罚金的判处中存在司法不公的现象，不利于法律的统一执行。立法上没有对罚金刑规定数额幅度，实际上就等于是绝对不确定的罚金刑。这势必为法官任意自由裁量提供了广泛的余地，显然不利于准确、有效地惩治犯罪，保护人民，也不利于保障罪犯的人权。[2]陈兴良教授认为罚金刑无数额幅度，“是立法不足而导致的法律短缺”。[3]对于罚金数额的随意性，刑罚理性要求罚金刑的数额必须相对确定，具有最高和最低限制，应彻底废除无限制罚金。
2、完善罚金刑的缴纳程序，建立健全罚金刑执行制度。罚金执行问题的存在很大部分原因在于被告人自由刑刑期已确定，缴纳罚金的积极性大大降低。要解决罚金刑的执行问题，使罚金刑真正起到对犯罪人惩戒的作用，就必须建立完善的罚金刑缴纳制度，并为犯罪人缴纳罚金创造便利的条件。如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将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一并提交人民法院，以便于人民法院做出是否适用罚金刑的裁量；采取在判决前实行罚金预先缴纳的方式，对预交的罚金在判决后“多退少补”，并将缴纳罚金作为量刑的情节；成立专门的罚金刑执行机构，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探讨诸如“罚金刑前移”等措施，使罚金刑真正能做到“不空罚，能惩戒”。
3、法院在判处罚金刑时应充分考虑犯罪分子的实际履行能力，尽量使罚金刑起到它应当起到的惩罚作用，同时考虑犯罪分子自身和其家庭的情况，避免和减少“空罚现象”的发生。

注释：
[1]林山田著：《刑罚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9页。
[2]梁根林著：《刑罚结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3]陈兴良著：《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