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执法机关实施罚款没收财物条例（试行）》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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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执法机关实施罚款没收财物条例（试行）》的决定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执法机关实施罚款没收财物条例（试行）》的决定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7年4月4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通知
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决定对《河南省执法机关实施罚款没收财物条例（试行）》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标题中“试行”二字。
二、第十三条修改为：“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第十七条修改为：“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处罚的，执法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四、第二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行政执法机关对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应当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的，可以实施当场处罚。”
五、第三十七条第（一）项中“授权”二字修改为“委托”。
六、第四十条修改为：“法律、法规授权或者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实施罚没处罚，依照本条例执行。”
七、删去第四十一条。
根据本决定对《河南省执法机关实施罚款没收财物条例（试行）》有关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本决定自1997年5月1日起施行。
附：《河南省执法机关实施罚款没收财物条例（试行）》原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一、第十三条 执法机关对行为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重复实施罚没处罚。
二、第十七条 执法机关实施罚没处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应当集体研究决定。严禁执法人员擅自随意决定罚没处罚。
三、第二十条第一款 行政执法机关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违法事项清楚应当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的行为或者罚款数额在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被处罚人未提出异议的行为，可以实施当场处罚。
四、第三十七条第（一）项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授权其他组织实施罚没处罚的。
五、第四十条 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实施罚没处罚，依照本条例执行。
六、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的规章，仅指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河南省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的有罚没处罚项目的规范性文件。
1997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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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民事判决书制作模式的思考
龚 成
一
以公正和效率为价值取向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突出了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确立了法官“居中”裁判的职责，反映在民事判决书的制作上，要求民事判决书不仅是解决当事人民事实体争议的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的书面反映，更应反映法官在审判案件过程中运用审判权的公正性。审判权的公正运用既表现在实体裁判的公正，又包括适用程序的公正，民事判决书应是法官向社会公众表明做出裁判结果具有公正、合理性的载体，这在客观上要求民事判决书能够成为证明法官做出的判决结果公正及程序合法的论文。一份叙事清楚、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无懈可击的民事判决书是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体现。纵观世界各国，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绝大多数法院的判决书都是一份论文，由于清楚地载明了法官作出判决结果的事实和理由，其公正性使人无从怀疑。反观我国民事判决书，自1992年《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以下简称92诉讼文书样式)出台以后，民事判决书的制作虽然从形式上看更加条理和规范，但是，由于其格式的排列形式和内容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结构简单，层次不清，不能全面反映诉讼主体举证、质证意见等主要的诉讼活动过程；且受传统法律观念的影响，多数法官未将民事判决书的制作与体现司法公正联系起来，只注重事实的调查与认定，忽视对证据的分析和裁判的说理，因此，民事判决书的查明事实及说理部分虽简洁，但因法官做出判断的思维过程被省略导致叙述事实主观片面认定色彩浓厚，缺少法理分析，缺乏说服力1。正如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指出：“现在的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认证、断理的过程，看不出裁判结果的形成过程，缺乏说服力，严重影响了公正司法的形象”。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人们法制意识不断提高和以审判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官已着手探索反映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成果的新的民事判决书制作模式，笔者参加了成都中院及四川省高院优秀裁判文书评选工作，在阅读对比了大量民事判决书并结合长期制作民事判决书的实践中，发现目前民事判决书的制作中出现了一些较明显的变化：
(一)民事判决书有向详尽方向发展的明显趋势。理性、公正的民事判决的首要特征在于判决结果的做出具有强有力的事实和法律根据，体现在判决书制作中应当将案件当事人的主要诉讼行为外在表现过程和法官分析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做出结论的内在逻辑思维过程进行详细、客观的叙述，使做出的判决书具有说服力，这在客观上要求民事判决书制作应从个案的实际出发，表述不应受篇幅的限制。笔者见到目前大量的民事判决书均或多或少具有证据分析内容，将该类具有证据分析及做出结论的逻辑说明的民事判决书与按92诉讼文书样式仅以列举式表述证据方式制作的民事判决书比较，篇幅均有明显增加，判决书的内容向详尽化方向发展趋势明显。
(二)民事判决书过分程式化的写作方法有所突破，总体结构格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根据92诉讼文书样式，民事判决书的总体结构格式的首部、事实、理由、判决结果、尾部，其要求是以叙述方式对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进行客观叙述。目前，除按92诉讼文书样式制作的民事判决书外，笔者见到出现较多的格式有“事实、理由融合式写作格式”，一改将事实、证据、判决理由分别叙述而将事实认定部分与判决理由融为一体，在对证据的分析和认定过程中包含对过错认定的说理，采取夹叙夹议的方式，在对证据取舍和事实认定的同时，就该事实所派生的法律后果以及应承担的责任做相应的判定，最后以“综上所述”对认定的事实予以归纳并适用法律做出判决结论。另外，笔者还见到少量“事实—主文—理由式写作格式”，这种格式是模仿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判决书制作格式，具有主文鲜明的特点，但有逻辑关系不顺的感觉。
(三)大量的民事判决书事实认定部分均取消“经审理查明”部分，而是通过叙述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及法官分析证据、认定事实的过程和结果客观地反映证据事实，实现对审判活动从静态叙述到动态叙述的反映。根据92诉讼文书样式，法院认定的事实在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表述，包括法院认定事实和证据两部分，认定事实部分一般要求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客观、全面、真实地反映案情，证据的主要写法为在叙述事实中穿插列举证据或在叙述事实后单独列举证据，整部分的内容是叙事体，不加分析论证，反映的是法官已予以认定的看似完整的静态的事实及证据。然而，这种写作方式具有认定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对应，对证据的使用不加分析，不采信相关证据不说明理由的明显弊端。笔者所见大量民事判决书显然已摈弃了这种对查明事实及证据分列的叙述方法，其主要特点在判决书中取消了“经审理查明”部分，代之以对诉讼当事人的主要事实争点以及围绕争点所举关键性冲突证据的具体内容、质证意见、法官对证据的分析和认证意见以及法官依有效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动态过程及结果的叙述。
(四)裁判说理部分有明显加强。裁判理由是判决书的灵魂，是把案件事实和裁判结果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桥梁，说理公开，不仅是法官的义务也是当事人的权利，是司法公开、公正的直观体现。笔者见到目前大部分判决书对说理部分较以前均有明显加强，表现在：(1)比较注意说理的关联性，能够将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做出判决结果之间紧密的关系通过逻辑推理的形式揭示并表述出来。(2)对适用的法律具有法理分析内容，在法规竞合、冲突，法律具有漏洞或当事人对法律本意有异议时依法理对法律的内涵予以阐释。(3)除对法院予以支持的当事人的主张予以分析、论证外，对法院不予支持的当事人对事实及法律适用的主张着重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评述。
二
审判方式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即法院在处理各种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2。英国上议院大法官休尼特曾经说过“公正的实现本身并不够的，公正必须公开，在毫无疑问地被人看见的情况下实现”，因此，民事判决书应当是公开表明案件审理程序公正和实体处理公正的载体。传统的民事判决书往往成为载明判决结论的一种无须论证的领域，它的结论性判词既简单又缺乏必要的证明过程叙述和适用法律所必须进行的必要解释，不具有载明判决结果合理性的法理意义和法律在判决书中追求那种符合理性和逻辑性的旨趣，该制作模式的目的在于追求结论的完美。而改革后的民事判决书则应是对导致判决结论中的事实与法律之间具有逻辑联系及这种联系的论证理由和适用法律的阐述，由此可见，改革后的民事判决书既是对审理程序过程的记载，也是对形成判决结论的推理论证思维过程的记载，是法官将普遍性的法律适用于被认定的事实的解释过程，表明的是判决结论是事实认定过程和法律解释过程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以此体现法官公平地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程序公正以及判决结果具有合理性的实体公正。因此，笔者认为，公开当事人的主要诉讼活动过程及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做出判决结果的论证思维过程是民事判决书制作模式改革的主要方向，新的民事判决书制作模式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对案件审理的主要过程有一个客观、全面的反映，使判决结论的合法性形成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具体而言，原有民事判决书首部的格式应有所突破，除原有内容外应当对民事判决书的首部内容予以充实，应当写明：1?立案时间、庭审时间、审理期间、超审限原因；2?诉前、诉讼财产保全、证据保全情况；3?当事人的追加和变更情况；4?简易程序变更为普通程序审理原因及变更情况等。如笔者见到的1996沪二中经初字第321号民事判决书，其制作者即对首部有意识地进行了细化叙述，一改过去“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的笼统说法，而是将本案的受理、施行财产保全、对管辖权异议的处理、原告对其他当事人的追加及变更、因证据和合议庭的变更导致的三次开庭等的审理过程做了详尽的叙述，使产生判决结果的程序合法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反映。
(二)全面、客观地反映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并在诉、辩主张后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一一列明，以突出民事诉讼当事人平等、对抗的诉讼主体地位和举证责任的负担情况。在民事判决书中应当包括如下内容：1?为体现当事人平等的陈述地位，应当完整、平等地叙述原告、被告主张的事实、理由、请求，第三人的参诉意见，适用法律的建议、对权利的处分意见，不能漏写、少写，尤其不能因被告未提交书面答辩状而一笔带过。2?在当事人诉称、辩称后完整地列举当事人支持其主张的证据，体现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负担情况，由此避免了92诉讼文书样式将证据放在认定事实之后以“上诉事实有……予以证明”的表述看不出证据由谁所举的弊端，准确地反映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已完整地纳入了法官审查的范围，杜绝了“暗箱操作”等不规范情况的发生。3?要处理好当事人陈述的完整性和制作时略写的关系，不能全面照抄当事人的诉状和答辩状，应当将当事人诉称、辩称主张部分进行准确归纳、概括，叙述时分出层次，突出焦点，特别是对当事人答辩理由的叙述不应仅限于对当事人答辩状内容的归纳，而应是对当事人答辩状及庭审陈述答辩理由内容的归纳，在不以牺牲当事人陈述完整性的前提下，达到行文简洁、明快。笔者认为，可在民事判决书中当事人诉称、辩称及列举证据后对审前证据交换庭审审理中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予以归纳确认并将当事人有异议的事实予以列明，以此将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证据、事实及案件审理的重点呈现在人们面前，为事实查明的叙述做好铺垫。
(三)事实查明部分应叙述法庭质证及认证结果并以“经上述举证及庭审质证及认证结论，可以认定如下事实”代替“经审理查明”的表述，以体现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辩对抗，法官“居中”审查证据，做出判断的诉讼结构。这不是单纯的文字表述上的改动，而是诉辩式审判方式改革带来的审判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审判方式改革要求法官的角色从积极主动的为当事人寻找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发生的整个真实经过转变为以审查者的身份审查当事人所举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并适用法律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支持与否做出判断，因此，反映在民事判决书中的事实查明部分应当以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推定出法律事实的叙述代替“经审理查明”。首先，“经审理查明”的表述体现了纠问式审判方式下法官积极主动的为当事人寻找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发生的整个真实经过的审判观念和思维方式，具有无法反映法官依有效证据认定事实的过程和结果导致叙述认定的事实主观、武断的明显弊端。其次，以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推定出法律事实的叙述代替“经审理查明”是诉辩式审判方式改革的客观需要。民事诉讼并不是发现客观真实的科学调查研究，诉、辩式审理模式要求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应予以举证证明，法官的职责在于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否在逻辑上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据是否相互印证，最后根据能够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认定事实，因此，应当对法官审查证据的结论即采信与不于采信证据的理由做出说明，进而阐述法院通过有效证据认定的事实，使法官分析证据、认定事实做出结论的思维过程在民事判决书中具有较完整的体现。再次，将认定事实置于证据列举及庭审质证、认证之后符合法律文书制作的逻辑结构。从民事判决书的逻辑结构上看，应当是先有证据，再依证据推定事实，而先叙述查明的事实再叙述上述事实有某某证据为证的写法，从逻辑结构上看是先有结果再谈原因，不能体现民事判决书作为法律文书的结构严谨和层次分明的特色。
取消“经审理查明”对案件客观事实的叙述后如何叙述查明的事实?笔者认为事实查明部分应对动态的庭审过程有较完整的反映，具体来讲应包括三部分内容：“当事人质证意见、法官认证意见及结论和依有效证据推导出来的案件事实”。其叙述方法也应视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对单一事实且案情不太复杂的可以依上述写法叙述查明的事实；对多个事实或有多个争议焦点且案情复杂的，可采取一事或一争点列举一项证据或一组证据分别分析，边叙边议，分别认定，最后综合归纳认定事实的写法，达到事实与证据之间相互对应、血肉相连，起到充分的证明作用。司法实践中有两种比较好的事实认定写作方法，一是“焦点归纳认定式”写作方法，即先对审前及庭审中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归纳，再列出双方争议的焦点，然后，针对每一焦点分别写明原、被告的主张及提出的证据，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法官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意见，最后归纳认定的事实，这种写法使事实认定与证据的审查紧密结合，焦点突出，层次清晰，对动态的庭审审理过程及举证情况、质证、认证结果有较完整地体现。二是“证据集中评析式”写作方法，即在概括当事人在庭审前、庭审中所表述的事实和请求后，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把集中对证据的认定作为对事实认定的前提，将证据分为予以认定的证据和不予以认定的证据两部分，并对具体内容及理由逐一评述，再对予以认定的证据证明的事实予以总结，全文紧扣证据的认定进行写作，层次清楚，条理分明，行文简洁，在事实认定部分的写作方面结构安排上也有独到之处。以上事实认定写法的共同特点在于均是通过对诉、辩双方的主要事实争点及围绕此争点所举关键性、冲突证据的分析、认定，推出认定的法律事实。
(四)加强判决书的说理理由部分，体现法官做出判决结果的心证过程。所谓说理就是阐明判决理由，从法律传统看，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成文法的演绎推理的方法决定了法官的判决结果及当事人的请求无法通过判例而只能籍由具体的判决理由来阐述，因此，一份优秀的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理由既是判决书的灵魂，是将认定的事实与判决结果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又是法官借助判决理由达到活的、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与死的、刻板固定的法律条文之间沟通的方式3。庭审过程的公开是审判公开之程序公开，而判决书中载明做出判决结果的理由公开才是审判公开之实体公开。笔者认为，民事判决书的理由部分应有以下特点：第一、说理要有逻辑性。为体现判决理由在案件事实、法律规范适用和判决结果之间的纽带作用，应将法官以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为基础，以逻辑推理为思维方式阐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思维过程再现出来，使推断出处理结论即判决结果的作出达到顺理成章的程度。第二、说理要有针对性。要围绕案件的焦点，针对诉辩主张采纳与否逐个展开说理，逐一评述，分析论证，明确表明态度，以达到分清是非、明确责任，使当事人明白胜在何处、败在那里。第三、说理部分应有法理性。司法实践中法条冲突、竞合，本案事实与司法解释内容有异乃至司法解释前后不一的时有出现，判决理由中对此若无法理分析，使人无从知道法官判断的理由，纵然判决结果公正也难以服人。法理分析的内容包括：(1)解释法律。成文法的法律条文用语多为书面语，每一法条均有一定的法理基础，很难将不确定的概念具体化，特别是在法条冲突和竞合的情况下，非经解释不能直接适用。法官的职责就是将枯燥乏味之法条，通过自己的劳动，挖掘出法理基础，将其运用于判决书中，判决就是法官将法律解释运用于具体案件中的司法行为4。(2)补充法律漏洞。法律是人为制定及事物发展变化的特性决定了法律漏洞的客观存在，在此情况下，无司法解释及习惯可循时必须依法理予以补充5。第四、说理部分应有情理性。具有情理分析的内容，在以证据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础上寓情于判决书之中，力求以情服人，取得说理的最佳效果，体现司法文书的宣传与教育功能。第五、引用法律条文的完整性。首先，应当全面、准确地引用法律条文，其中包括：1?应全文引用具体法律条文，不能只引用条、款。2?处理好普通法与特别法之间的关系，凡特别法有规定的不必援引普通法。3?处理好基本原则与具体规定之间的关系，有具体法律规定的不必援引基本原则。4?处理好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关系，引用条文中既有程序法又有实体法的应先引程序法。其次，应当准确援引司法解释。因对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认识不当，绝大多数判决书均未引用司法解释，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6月24日《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司法解释在与有关法律规定一并作为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依据时，应当在司法文书中引用。第六、对当事人有法律适用建议的，应对采纳与否做出说明。另外，还应当将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理由详细阐明。没有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极易产生法官擅断的危险，这就要求对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加以必要的限制，使之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对司法过程中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原因应当在判决书说理部分予以详细的阐述，这是制约法官自由裁权行使的主要途径6。特别是在实体处理中的自由裁量，集中体现在运用逻辑推理将案件事实纳入法律规定说理的过程中，将这一过程尽可能地详细完整地写入判决书中，可以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活动真实地展现在每一个法律监督主体的面前，真正发挥法律监督作用，切实体现判决结果的公正性。
三
改革传统的民事判决书制作模式，将案件审理的主要过程和法官审理案件做出判断的思维过程以判决书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审判方式改革向纵深发展对民事判决书制作模式改革的必然要求，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生命力和公信力正是通过改革后的民事判决书的内在结构来展现的，新的民事判决书制作模式的确立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首先，可以增强案件审理的透明度。以判决书公开法官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裁判理由的思维过程是司法公开之实体公开的体现，当事人可以从判决书中明确了解法官做出判决的思维过程和理由，消除以前对法院“暗箱操作”式审理方式的疑虑，一份事实清楚、说理充分的判决书可以使当事人输得清楚，赢得明白，起到服判息诉的作用。
其次，可以有效地制约法官，防止司法腐败。按程序发展过程展示诉辩理由、争议焦点和认定的法律事实，并通过合乎逻辑的叙述寻找出适用法律的理由和依据做出的判决结果，使法官无法进行“暗箱操作”和“幕后交易”，否则在判决书中无法自圆其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杜绝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再次，有利于提高法官素质。传统民事判决书事实加法律条文套用格式的写法使部分法官有无须提高业务水平的紧迫感，而改革后民事判决书则要求法官在每一份判决书中写明对确认案件性质，分清是非责任的法律观点，这在客观上促进法官不断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法学理论知识，以求在业务上精益求精。
注：
1沈福俊：《司法裁判改革探悉》，《法商研究》1994年第3期。
2吕世伦、贺晓荣：《论程序正义在司法公正中的地位和价值》，《法学家》1998年第1期。
3王利民、姚辉：《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研究》，《法律适用》1998年第5期。
4梁慧星：《民法解释学》，第194页。
5陈界融：《论判决书内容中的法理分析》，《法学》1998年第5期。
6陈兴良：《刑法哲学》，第251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缔约过失责任法律制度研究
（重庆大学法学院 黄文强 ）
内容摘要： 缔约过失责任是起源于罗马法的一项独立的债权制度，它是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缔约一方当事人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先合同义务而造成对方信赖利益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作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补充，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以违反先合同义务为前提，其赔偿范围以受害方信赖利益的损失为限，以赔偿损失为主要责任形式。法律设定缔约过失责任，旨在以法定责任形式弥补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调整范围存在前契约义务的漏洞，全面保护缔约人的合法利益，保障交易安全，维护诚实信用原则，维持市场经济秩序。
关键字： 缔约过失责任 诚实信用原则 先合同义务 订立合同过程
在传统的合同法中，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仅仅存续于合同的成立与履行完毕这一段时间。如果合同关系尚不存在或未成立，就无所谓违约责任可言。因此，在合同因一方当事人缔约时的过失不成立或无效时，如何保护受损失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就成为违约责任不能解决的问题。缔约过失责任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而产生的。
一、 缔约过失责任的意义及性质
缔约过失责任，又称先契约责任，有的学者直接称为缔约过失。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未规定缔约过失责任的具体概念，但国内民法学界通说认为，《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就是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即“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法》第42条也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至于何谓缔约过失责任，学者们的归纳见仁见智，聊举几例：（1）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合同订立当事人一方因违背其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缔约过失责任是缔约人故意或过失违反先合同义务时依法承担的民事责任；（3）缔约过失责任是当事人因过失或故意致使合同未成立、被撤销或无效而应承担的财产责任；（4）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当事人由于缔结合同之际具有过失，从而导致合同不成立、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时，使对方遭受损失而承担的法律责任；（5）缔约过失责任是于缔约之际，因一方违背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保护、通知、协力、保密等先契约义务而致相对方信赖利益、固有利益遭受损失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笔者认为，上述诸表述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综合而言，缔约过失责任是指订立合同过程中缔约一方当事人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先合同义务而造成对方信赖利益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实质上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缔约过程中的体现。从严格意义上讲，缔约过失责任并不属于合同法范畴，而是一项独立的债权制度，是债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并立的债的产生原因，当事人得依缔约过失责任形成独立的债权请求权。缔约过失责任不是违约责任,也不是侵权责任，虽然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缔约过失责任曾被归入违约责任，也曾被归入侵权责任体系内，但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仅依靠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是不能周密得保护缔约当事人的，缔约过失责任正是基于弥补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功能上的欠缺而自成独立之制度。不仅于此，交易是个过程，起初是当事人开始接触，而后是互相洽商，最后成交。法律保护交易，应该是对整个过程加以全面的规制：对成交的保护通过赋予合同关系并配置违约责任的途径达到目的；接触磋商的保护通过无主给付义务的法定债这一关系并配置缔约过失责任的方式完成任务。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突破了传统合同法违约承担民事责任的观念，弥补了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调整范围存在前契约义务的漏洞，对于有效和全面保护缔约人的合法利益，保障交易安全，维护诚实信用原则，维持市场经济秩序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 约过失责任制度的历史考察
缔约过失责任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法。罗马法有一法彦：“契约以不能给付为标的者无效。”此时若买受人为善意且无过失，为保护交易安全，在特殊情况下，买受人得基于买主诉权，以诚意诉讼，向卖主请求赔偿亲契约无效所受损失。可见，罗马法中，信赖利益的赔偿观念已经出现。
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首先由德国法学家耶林于1861年在其主编的《耶林学说年报》第4卷发表的《缔约上过失、契约无效与未完成时的赔偿责任》一文中提出。耶林指出：“从事契约缔结的人，是从契约交易外的消极义务范畴，进入契约上的积极义务范畴，其因此而承担的首要义务，系于缔约时须善尽必要的注意。法律所保护的，并非仅是一个业已存在的契约关系，正在发生中的契约关系亦包括在内，否则，契约义务将暴露于外，不受保护，缔约一方当事人不免成为他方疏忽后不注意的牺牲品!契约的缔结产生了一种履行义务，若此种效力因法律上的障碍被排除时，则产生一种损害赔偿义务，因此，所谓契约无效者，仅指不发生履行效力，非谓不发生任何效力。简言之，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项信赖而生的损害。”耶林关于缔约过失的理论，被誉为“法学上的发现”，对各国立法和判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陆法系之一支，德国法系国家和地区，如德国、瑞士、日本、希腊、我国台湾地区等，皆接受耶林的理论，并在法律上明文加以规定（特别规定后概括条款）。在《德国民法典》制定之际，学者们就缔约过失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法典中仅就表示错误的撤消、自始客观不能、无权代理的情况下做出规定（属特别规定），承认缔约过失责任。德国民法第一草案的立法理由说明书明确指出：除上述法定情形外，在缔约之际因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益的，应属侵权行为还是对契约义务的违反，是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应由判例学说加以决定。事实上，经过判例学说百余年的运用，缔约过失已形成了精细、复杂、适用范围广泛的制度，建立了一般化的原则。日本民法从接触磋商的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和诚实信用原则出发，寻找缔约过失责任的依据，以判例学说形式承认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希腊、意大利民法将缔约过失责任作为一般原则加以规定。《意大利民法典》第1337条规定了“谈判和契约前的责任”，即“在谈判和缔结契约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应当根据诚信原则进行之”；第1338条规定：“知道或应当知道契约无效原因存在的一方没有将其通知另一方，则该方要为此就对方在契约有效期内基于信赖、没有过错而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修正前没有规定缔约过失责任的一般原则，而是仅就特定情况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1999年4月21日的民法修正案增订第245条之一规定：“契约未成立时，当事人为准备或商议订立契约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对于非因过失而信契约能成立致受损之他方当事人，负赔偿责任：（1）就订约有重要关系之事项，对他方之询问，恶意隐匿或为不真实之说明。（2）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经他方明示应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泄露之者。（3）其他显然违反诚实及信用方法者。可见，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在缔约过失责任上已完成了特别规定到概括条款的转换。
作为大陆法系另一支的法国法系，如法国、比利时等因其侵权行为法采概括原则，学说上未接受耶林的理论，未将缔约过失责任纳入民法典中，遇到类似情况一般按侵权法的原则处理，但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依合同法原则对契约无效或不成立时有过错一方当事人的责任进行追究的案例时有出现，如对预备协议的保护即为适例。
英美法系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没有缔约过失的概念，虽然1933年曼斯菲德（Lord Mansfield）将诚信义务引如英美法中并获得广泛赞同，普通法也承认诚信义务构成过失，但英美法一直未产生缔约过失的一般性原则。
中国大陆《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合同法》第42条是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一般性原则的规定，其是对德国法系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移植和借鉴，自不待言。
三、 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考察
到底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何在，一直是德国学者们争论的问题，各种学说聚讼盈庭，莫衷一是，主要有侵权行为说、法律行为说、法律规定说、诚实信用说四种主张。
侵权行为说认为，除法定情形外，因缔约上过失致他人损害是一种侵权行为，属于侵权行为法调整的范畴，应当按照侵权行为法的规定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法律行为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法律行为。该说又分为目的契约说和默示契约说。目的契约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在于当事人之间后来订立的契约；默示契约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在于当事人从事缔约行为之际，默示缔结了责任契约。
法律规定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既不是侵权行为，也不是法律行为，而是法律的直接规定。
诚实信用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在于诚实信用原则。按照诚实信用原则，从事缔约协商的当事人应善尽交易上的必要注意义务，维护相对人的利益。如果当事人违反了应尽的注意义务，如协力、通知、照顾、保护、忠实等义务，造成相对人损害的，应自负赔偿责任。目前，该说已成为德国通说。
对上述各说，我国学者各执己见。但笔者认为，以侵权行为说和法律行为说解释缔约过失责任，有失牵强。因为侵权行为法所加于人们的义务是权利不可侵害的义务，而缔约过失行为并非侵害了相对人的某种权利（当然，缔约人在缔约之际也有可能侵害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这完全可以通过侵权法加以解决），侵权行为说有违侵权行为法的基本要求：法律行为说以尚未成立或不存在的合同作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实际是把缔约过失责任归入违约责任体系，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民事责任。而法律规定说与诚实信用说并无实质差别，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表述：法律正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直接规定违反诚实信用所应承担的法定责任，即缔约过失责任。法律规定说是对诚实信用说的法律确认，或者说，诚实信用说在法律上的表现即为法律规定说。诚实信用是民法的基本原则，素有“帝王条款”之称，所以，以诚实信用说解释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显得更为妥切和恰当，而且，此也是学界的通说。
四、 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构成
如前所述，缔约过失责任是一种独立债权制度，故有过失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响应的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以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的存在、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行为人有过错为一般构成要件，所以缔约过失责任也应当具备民事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具体包括：①缔约一方有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②缔约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给对方造成了损失；③违反先合同义务的当事人主观上有过错；④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本文仅就违反先合同义务这一要件展开讨论，其他三要件，由于并无理论上的探讨价值，不再赘述。
缔约过失责任是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但其违反的不是合同义务，而是先合同义务，这是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根本区别所在；因其是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当然后合同义务也排除在外。所谓先合同义务，又称前契约义务，是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依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必要注意义务，包括说明、告知、协力、照顾、保密、保护等义务。至于行为人是否违反先合同义务，应视行为人是否已尽交易上必要的注意而确定，特别应斟酌缔约当事人彼此间的信任关系及各当事人在交易上通常所应承担的危险。
先合同义务是法定义务，该义务是法律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维持交易安全，保护缔约当事人在缔约阶段不受因缔约行为而致的损害设定。在缔约阶段，当事人必须尽必要的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无须当事人约定，也不得由当事人约定排除，系法律强加给当事人的义务。
先合同义务是消极义务。所谓消极义务是说先合同义务在于依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所负有的保护对方利益为目的的义务，即以不因缔约而损害对方利益为目的，此利益通常是信赖利益。先合同义务不具有可为给付性，如保密义务、忠实义务等，这与以积极行为为内容的给付义务不同。
先合同义务是附随义务。先合同义务是随着债的关系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其目的在于促成合同的有效成立。只有缔约当事人尽到了先合同义务，合同才能成立和有效，达到当事人的目的。
先合同义务事先不确定。先合同义务的承担因具体个案而不同，也随着缔约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关于先合同义务的存续期间，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但必须肯定，先合同义务只能产生于缔约双方产生合理的信赖之时，即以要约生效为准，至合同生效前先合同义务一直存在。要约在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此时要约开始对要约人和受要约人产生拘束力，双方只有在此情况下才可能基于彼此信赖而做出缔结合同的必要准备，此时，要约人和受要约人基于诚实信用都应当承担必要的注意义务，先合同义务此时产生。要约生效前，由于双方形成合理的信赖关系，此时一方因过错造成对方损失的，如虚假广告所造成的损失，不属于违反先合同义务的后果，不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而应承担侵权责任。有学者主张先合同义务至合同成立是归于消灭，因为合同成立后，就不存在“先合同”问题，当事人的义务应属合同义务，而非先合同义务。若如此，则在合同成立后尚未生效之前，由于当事人一方过失导致合同不能生效时，过失方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有人认为是违约责任，亦有人认为是效力过失责任，还有人认为或缔约过失责任或违约责任，笔者认为，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必须对“缔约过程”的时间界限做出界定。合同成立与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通常情况下合同成立与生效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但特殊情况下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亦不鲜见，如附条件生效合同、经登记始生效合同等。缔约当事人进行接触磋商，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将来合同的实际履行，以实现双方的预期利益，倘使合同成立而不生效，则合同不会被履行，双方的合同目的也无从实现，当初订立合同亦无任何意义。从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考察“缔约过程”的时间界限，不难得出结论，缔约过程应当从要约生效始，至合同生效止。缔约过失责任正是从要约生效始至合同生效止这一时间段内缔约一方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先合同义务而造成对方信赖利益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唯此，才能解释合同无效与合同被撤销后的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问题。
五、 缔约过失责任的责任形式与赔偿范围
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责任形式，通说认为仅限于赔偿损失一种，也有学者主张确认合同无效与撤销合同本身就是令当事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的责任不应当限于赔偿损失，赔偿损失只是其主要责任形式。由于实践中缔约过失行为日益复杂化、多样化，有必要在赔偿损失之外考虑其他责任形式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如返还财产、恢复原状 ，并允许多种责任形式合并适用，以便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方的利益。而确认合同无效与撤销合同是对过失方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确认，不是一种责任形式。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如何确定，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的问题，理论上也不尽相同，但在具体确定是应从以下三点入手：
（一） 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仅限于信赖利益，而不应包括固有利益。
所谓固有利益，又称为维持利益，是指任何人的人身或财产不受他人侵害所享有的利益。行为人未尽注意义务，侵害他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通过侵权法加以解决。如果将损害固有利益也通过缔约过失责任加以解决，势必混淆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界限，不利于建立和谐的债法体系。实际上，缔约过失责任正是为弥补侵权责任的不足而发展起来的。
所谓信赖利益，是指一方因信赖另一方会与之订立合同或合同有效而受到的损失。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存在三种利益：期待利益、履行利益、诚信利益。所谓期待利益，是当事人订立合同期望得到的利益；所谓履行利益，是合同履行后当事人所能取得的利益；所谓诚信利益，即信赖利益。合同有效成立前，不存在期待利益和履行利益，只有缔约过程中的信赖利益成为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信赖利益的损害，是产生缔约过失责任的前提。
（二） 信赖利益应当包括积极损害和消极损害。
积极损害即所受损害，如订约费用、准备履约的费用等。消极损害即所失利益，主要是指丧失订约机会的损失。赔偿消极损害的原因在于：建立缔约过失责任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如果确因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造成他方丧失订约机会而受损害，则不予赔偿有失公平，也不利于维持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丧失订约机会必须严格把握，只有具备下列条件始可认定：①受害人与第三人之间曾存在订约机会：②受害人与第三人丧失订约机会系由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造成；③丧失订约机会的丧失必须是基于对违反先合同义务人的缔约行为的信赖而产生的。
（三） 信赖利益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原则
信赖利益的赔偿范围是否以履行利益为限，属于缔约双方利益冲突的平衡问题。从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许多国家的立法均确立了信赖利益不得超越履行利益的原则。《德国民法典》第307条规定：“在订立以不能给付为标的的合同是时，明知或可知其给付为不能的一方当事人，对因相信合同有效而受损害的另一方当事人负损害赔偿责任，但赔偿额不得超过另一方当事人在合同有效时享有的利益的金额。”对信赖利益的赔偿做出这种限制是必要的：一方面，信赖利益的赔偿包括积极损害和消极损害。而消极损害的赔偿已经为一方施加了比较重的责任。信赖利益的损失有时难以确定，如果法律上不作限制会使赔偿范围漫无边际，难以操作，而履行利益乃是在合同如期履行后当事人所获得的全部利益，保护此种利益足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从平衡缔约双方的利益角度出发，信赖利益的赔偿应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限。同时，受害人订立合同就是为了取得履行利益，如果信赖利益的赔偿超过了履行利益，则应属于受害人的意外获利，这与受害人的预期目的不相符合。另一方面，如果信赖利益的赔偿超过了履行利益，则可能出现一方当事人将从事交易的亏本转嫁给另一方的情况，而这种转嫁没有合同上的根据。在通常情况下，用履行利益来限定信赖利益的范围是合理的。当然，如果发生侵权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或者在特殊情况下受害人所支出的费用损失超过了履行利益，而此种费用的支出又是必要的、合理的，为保护善意信赖人，也有必要责令有过错的一方赔偿因其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
龚 成
一
以公正和效率为价值取向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突出了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确立了法官“居中”裁判的职责，反映在民事判决书的制作上，要求民事判决书不仅是解决当事人民事实体争议的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的书面反映，更应反映法官在审判案件过程中运用审判权的公正性。审判权的公正运用既表现在实体裁判的公正，又包括适用程序的公正，民事判决书应是法官向社会公众表明做出裁判结果具有公正、合理性的载体，这在客观上要求民事判决书能够成为证明法官做出的判决结果公正及程序合法的论文。一份叙事清楚、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无懈可击的民事判决书是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体现。纵观世界各国，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绝大多数法院的判决书都是一份论文，由于清楚地载明了法官作出判决结果的事实和理由，其公正性使人无从怀疑。反观我国民事判决书，自1992年《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以下简称92诉讼文书样式)出台以后，民事判决书的制作虽然从形式上看更加条理和规范，但是，由于其格式的排列形式和内容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结构简单，层次不清，不能全面反映诉讼主体举证、质证意见等主要的诉讼活动过程；且受传统法律观念的影响，多数法官未将民事判决书的制作与体现司法公正联系起来，只注重事实的调查与认定，忽视对证据的分析和裁判的说理，因此，民事判决书的查明事实及说理部分虽简洁，但因法官做出判断的思维过程被省略导致叙述事实主观片面认定色彩浓厚，缺少法理分析，缺乏说服力1。正如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指出：“现在的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认证、断理的过程，看不出裁判结果的形成过程，缺乏说服力，严重影响了公正司法的形象”。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人们法制意识不断提高和以审判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官已着手探索反映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成果的新的民事判决书制作模式，笔者参加了成都中院及四川省高院优秀裁判文书评选工作，在阅读对比了大量民事判决书并结合长期制作民事判决书的实践中，发现目前民事判决书的制作中出现了一些较明显的变化：
(一)民事判决书有向详尽方向发展的明显趋势。理性、公正的民事判决的首要特征在于判决结果的做出具有强有力的事实和法律根据，体现在判决书制作中应当将案件当事人的主要诉讼行为外在表现过程和法官分析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做出结论的内在逻辑思维过程进行详细、客观的叙述，使做出的判决书具有说服力，这在客观上要求民事判决书制作应从个案的实际出发，表述不应受篇幅的限制。笔者见到目前大量的民事判决书均或多或少具有证据分析内容，将该类具有证据分析及做出结论的逻辑说明的民事判决书与按92诉讼文书样式仅以列举式表述证据方式制作的民事判决书比较，篇幅均有明显增加，判决书的内容向详尽化方向发展趋势明显。
(二)民事判决书过分程式化的写作方法有所突破，总体结构格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根据92诉讼文书样式，民事判决书的总体结构格式的首部、事实、理由、判决结果、尾部，其要求是以叙述方式对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进行客观叙述。目前，除按92诉讼文书样式制作的民事判决书外，笔者见到出现较多的格式有“事实、理由融合式写作格式”，一改将事实、证据、判决理由分别叙述而将事实认定部分与判决理由融为一体，在对证据的分析和认定过程中包含对过错认定的说理，采取夹叙夹议的方式，在对证据取舍和事实认定的同时，就该事实所派生的法律后果以及应承担的责任做相应的判定，最后以“综上所述”对认定的事实予以归纳并适用法律做出判决结论。另外，笔者还见到少量“事实—主文—理由式写作格式”，这种格式是模仿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判决书制作格式，具有主文鲜明的特点，但有逻辑关系不顺的感觉。
(三)大量的民事判决书事实认定部分均取消“经审理查明”部分，而是通过叙述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及法官分析证据、认定事实的过程和结果客观地反映证据事实，实现对审判活动从静态叙述到动态叙述的反映。根据92诉讼文书样式，法院认定的事实在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表述，包括法院认定事实和证据两部分，认定事实部分一般要求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客观、全面、真实地反映案情，证据的主要写法为在叙述事实中穿插列举证据或在叙述事实后单独列举证据，整部分的内容是叙事体，不加分析论证，反映的是法官已予以认定的看似完整的静态的事实及证据。然而，这种写作方式具有认定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对应，对证据的使用不加分析，不采信相关证据不说明理由的明显弊端。笔者所见大量民事判决书显然已摈弃了这种对查明事实及证据分列的叙述方法，其主要特点在判决书中取消了“经审理查明”部分，代之以对诉讼当事人的主要事实争点以及围绕争点所举关键性冲突证据的具体内容、质证意见、法官对证据的分析和认证意见以及法官依有效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动态过程及结果的叙述。
(四)裁判说理部分有明显加强。裁判理由是判决书的灵魂，是把案件事实和裁判结果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桥梁，说理公开，不仅是法官的义务也是当事人的权利，是司法公开、公正的直观体现。笔者见到目前大部分判决书对说理部分较以前均有明显加强，表现在：(1)比较注意说理的关联性，能够将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做出判决结果之间紧密的关系通过逻辑推理的形式揭示并表述出来。(2)对适用的法律具有法理分析内容，在法规竞合、冲突，法律具有漏洞或当事人对法律本意有异议时依法理对法律的内涵予以阐释。(3)除对法院予以支持的当事人的主张予以分析、论证外，对法院不予支持的当事人对事实及法律适用的主张着重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评述。
二
审判方式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即法院在处理各种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2。英国上议院大法官休尼特曾经说过“公正的实现本身并不够的，公正必须公开，在毫无疑问地被人看见的情况下实现”，因此，民事判决书应当是公开表明案件审理程序公正和实体处理公正的载体。传统的民事判决书往往成为载明判决结论的一种无须论证的领域，它的结论性判词既简单又缺乏必要的证明过程叙述和适用法律所必须进行的必要解释，不具有载明判决结果合理性的法理意义和法律在判决书中追求那种符合理性和逻辑性的旨趣，该制作模式的目的在于追求结论的完美。而改革后的民事判决书则应是对导致判决结论中的事实与法律之间具有逻辑联系及这种联系的论证理由和适用法律的阐述，由此可见，改革后的民事判决书既是对审理程序过程的记载，也是对形成判决结论的推理论证思维过程的记载，是法官将普遍性的法律适用于被认定的事实的解释过程，表明的是判决结论是事实认定过程和法律解释过程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以此体现法官公平地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程序公正以及判决结果具有合理性的实体公正。因此，笔者认为，公开当事人的主要诉讼活动过程及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做出判决结果的论证思维过程是民事判决书制作模式改革的主要方向，新的民事判决书制作模式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对案件审理的主要过程有一个客观、全面的反映，使判决结论的合法性形成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具体而言，原有民事判决书首部的格式应有所突破，除原有内容外应当对民事判决书的首部内容予以充实，应当写明：1?立案时间、庭审时间、审理期间、超审限原因；2?诉前、诉讼财产保全、证据保全情况；3?当事人的追加和变更情况；4?简易程序变更为普通程序审理原因及变更情况等。如笔者见到的1996沪二中经初字第321号民事判决书，其制作者即对首部有意识地进行了细化叙述，一改过去“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的笼统说法，而是将本案的受理、施行财产保全、对管辖权异议的处理、原告对其他当事人的追加及变更、因证据和合议庭的变更导致的三次开庭等的审理过程做了详尽的叙述，使产生判决结果的程序合法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反映。
(二)全面、客观地反映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并在诉、辩主张后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一一列明，以突出民事诉讼当事人平等、对抗的诉讼主体地位和举证责任的负担情况。在民事判决书中应当包括如下内容：1?为体现当事人平等的陈述地位，应当完整、平等地叙述原告、被告主张的事实、理由、请求，第三人的参诉意见，适用法律的建议、对权利的处分意见，不能漏写、少写，尤其不能因被告未提交书面答辩状而一笔带过。2?在当事人诉称、辩称后完整地列举当事人支持其主张的证据，体现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负担情况，由此避免了92诉讼文书样式将证据放在认定事实之后以“上诉事实有……予以证明”的表述看不出证据由谁所举的弊端，准确地反映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已完整地纳入了法官审查的范围，杜绝了“暗箱操作”等不规范情况的发生。3?要处理好当事人陈述的完整性和制作时略写的关系，不能全面照抄当事人的诉状和答辩状，应当将当事人诉称、辩称主张部分进行准确归纳、概括，叙述时分出层次，突出焦点，特别是对当事人答辩理由的叙述不应仅限于对当事人答辩状内容的归纳，而应是对当事人答辩状及庭审陈述答辩理由内容的归纳，在不以牺牲当事人陈述完整性的前提下，达到行文简洁、明快。笔者认为，可在民事判决书中当事人诉称、辩称及列举证据后对审前证据交换庭审审理中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予以归纳确认并将当事人有异议的事实予以列明，以此将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证据、事实及案件审理的重点呈现在人们面前，为事实查明的叙述做好铺垫。
(三)事实查明部分应叙述法庭质证及认证结果并以“经上述举证及庭审质证及认证结论，可以认定如下事实”代替“经审理查明”的表述，以体现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辩对抗，法官“居中”审查证据，做出判断的诉讼结构。这不是单纯的文字表述上的改动，而是诉辩式审判方式改革带来的审判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审判方式改革要求法官的角色从积极主动的为当事人寻找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发生的整个真实经过转变为以审查者的身份审查当事人所举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并适用法律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支持与否做出判断，因此，反映在民事判决书中的事实查明部分应当以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推定出法律事实的叙述代替“经审理查明”。首先，“经审理查明”的表述体现了纠问式审判方式下法官积极主动的为当事人寻找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发生的整个真实经过的审判观念和思维方式，具有无法反映法官依有效证据认定事实的过程和结果导致叙述认定的事实主观、武断的明显弊端。其次，以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推定出法律事实的叙述代替“经审理查明”是诉辩式审判方式改革的客观需要。民事诉讼并不是发现客观真实的科学调查研究，诉、辩式审理模式要求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应予以举证证明，法官的职责在于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否在逻辑上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据是否相互印证，最后根据能够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认定事实，因此，应当对法官审查证据的结论即采信与不于采信证据的理由做出说明，进而阐述法院通过有效证据认定的事实，使法官分析证据、认定事实做出结论的思维过程在民事判决书中具有较完整的体现。再次，将认定事实置于证据列举及庭审质证、认证之后符合法律文书制作的逻辑结构。从民事判决书的逻辑结构上看，应当是先有证据，再依证据推定事实，而先叙述查明的事实再叙述上述事实有某某证据为证的写法，从逻辑结构上看是先有结果再谈原因，不能体现民事判决书作为法律文书的结构严谨和层次分明的特色。
取消“经审理查明”对案件客观事实的叙述后如何叙述查明的事实?笔者认为事实查明部分应对动态的庭审过程有较完整的反映，具体来讲应包括三部分内容：“当事人质证意见、法官认证意见及结论和依有效证据推导出来的案件事实”。其叙述方法也应视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对单一事实且案情不太复杂的可以依上述写法叙述查明的事实；对多个事实或有多个争议焦点且案情复杂的，可采取一事或一争点列举一项证据或一组证据分别分析，边叙边议，分别认定，最后综合归纳认定事实的写法，达到事实与证据之间相互对应、血肉相连，起到充分的证明作用。司法实践中有两种比较好的事实认定写作方法，一是“焦点归纳认定式”写作方法，即先对审前及庭审中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归纳，再列出双方争议的焦点，然后，针对每一焦点分别写明原、被告的主张及提出的证据，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法官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意见，最后归纳认定的事实，这种写法使事实认定与证据的审查紧密结合，焦点突出，层次清晰，对动态的庭审审理过程及举证情况、质证、认证结果有较完整地体现。二是“证据集中评析式”写作方法，即在概括当事人在庭审前、庭审中所表述的事实和请求后，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把集中对证据的认定作为对事实认定的前提，将证据分为予以认定的证据和不予以认定的证据两部分，并对具体内容及理由逐一评述，再对予以认定的证据证明的事实予以总结，全文紧扣证据的认定进行写作，层次清楚，条理分明，行文简洁，在事实认定部分的写作方面结构安排上也有独到之处。以上事实认定写法的共同特点在于均是通过对诉、辩双方的主要事实争点及围绕此争点所举关键性、冲突证据的分析、认定，推出认定的法律事实。
(四)加强判决书的说理理由部分，体现法官做出判决结果的心证过程。所谓说理就是阐明判决理由，从法律传统看，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成文法的演绎推理的方法决定了法官的判决结果及当事人的请求无法通过判例而只能籍由具体的判决理由来阐述，因此，一份优秀的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理由既是判决书的灵魂，是将认定的事实与判决结果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又是法官借助判决理由达到活的、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与死的、刻板固定的法律条文之间沟通的方式3。庭审过程的公开是审判公开之程序公开，而判决书中载明做出判决结果的理由公开才是审判公开之实体公开。笔者认为，民事判决书的理由部分应有以下特点：第一、说理要有逻辑性。为体现判决理由在案件事实、法律规范适用和判决结果之间的纽带作用，应将法官以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为基础，以逻辑推理为思维方式阐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思维过程再现出来，使推断出处理结论即判决结果的作出达到顺理成章的程度。第二、说理要有针对性。要围绕案件的焦点，针对诉辩主张采纳与否逐个展开说理，逐一评述，分析论证，明确表明态度，以达到分清是非、明确责任，使当事人明白胜在何处、败在那里。第三、说理部分应有法理性。司法实践中法条冲突、竞合，本案事实与司法解释内容有异乃至司法解释前后不一的时有出现，判决理由中对此若无法理分析，使人无从知道法官判断的理由，纵然判决结果公正也难以服人。法理分析的内容包括：(1)解释法律。成文法的法律条文用语多为书面语，每一法条均有一定的法理基础，很难将不确定的概念具体化，特别是在法条冲突和竞合的情况下，非经解释不能直接适用。法官的职责就是将枯燥乏味之法条，通过自己的劳动，挖掘出法理基础，将其运用于判决书中，判决就是法官将法律解释运用于具体案件中的司法行为4。(2)补充法律漏洞。法律是人为制定及事物发展变化的特性决定了法律漏洞的客观存在，在此情况下，无司法解释及习惯可循时必须依法理予以补充5。第四、说理部分应有情理性。具有情理分析的内容，在以证据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础上寓情于判决书之中，力求以情服人，取得说理的最佳效果，体现司法文书的宣传与教育功能。第五、引用法律条文的完整性。首先，应当全面、准确地引用法律条文，其中包括：1?应全文引用具体法律条文，不能只引用条、款。2?处理好普通法与特别法之间的关系，凡特别法有规定的不必援引普通法。3?处理好基本原则与具体规定之间的关系，有具体法律规定的不必援引基本原则。4?处理好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关系，引用条文中既有程序法又有实体法的应先引程序法。其次，应当准确援引司法解释。因对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认识不当，绝大多数判决书均未引用司法解释，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6月24日《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司法解释在与有关法律规定一并作为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依据时，应当在司法文书中引用。第六、对当事人有法律适用建议的，应对采纳与否做出说明。另外，还应当将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理由详细阐明。没有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极易产生法官擅断的危险，这就要求对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加以必要的限制，使之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对司法过程中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原因应当在判决书说理部分予以详细的阐述，这是制约法官自由裁权行使的主要途径6。特别是在实体处理中的自由裁量，集中体现在运用逻辑推理将案件事实纳入法律规定说理的过程中，将这一过程尽可能地详细完整地写入判决书中，可以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活动真实地展现在每一个法律监督主体的面前，真正发挥法律监督作用，切实体现判决结果的公正性。
三
改革传统的民事判决书制作模式，将案件审理的主要过程和法官审理案件做出判断的思维过程以判决书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审判方式改革向纵深发展对民事判决书制作模式改革的必然要求，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生命力和公信力正是通过改革后的民事判决书的内在结构来展现的，新的民事判决书制作模式的确立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首先，可以增强案件审理的透明度。以判决书公开法官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裁判理由的思维过程是司法公开之实体公开的体现，当事人可以从判决书中明确了解法官做出判决的思维过程和理由，消除以前对法院“暗箱操作”式审理方式的疑虑，一份事实清楚、说理充分的判决书可以使当事人输得清楚，赢得明白，起到服判息诉的作用。
其次，可以有效地制约法官，防止司法腐败。按程序发展过程展示诉辩理由、争议焦点和认定的法律事实，并通过合乎逻辑的叙述寻找出适用法律的理由和依据做出的判决结果，使法官无法进行“暗箱操作”和“幕后交易”，否则在判决书中无法自圆其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杜绝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再次，有利于提高法官素质。传统民事判决书事实加法律条文套用格式的写法使部分法官有无须提高业务水平的紧迫感，而改革后民事判决书则要求法官在每一份判决书中写明对确认案件性质，分清是非责任的法律观点，这在客观上促进法官不断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法学理论知识，以求在业务上精益求精。
注：
1沈福俊：《司法裁判改革探悉》，《法商研究》1994年第3期。
2吕世伦、贺晓荣：《论程序正义在司法公正中的地位和价值》，《法学家》1998年第1期。
3王利民、姚辉：《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研究》，《法律适用》1998年第5期。
4梁慧星：《民法解释学》，第194页。
5陈界融：《论判决书内容中的法理分析》，《法学》1998年第5期。
6陈兴良：《刑法哲学》，第251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缔约过失责任法律制度研究
（重庆大学法学院 黄文强 ）
内容摘要： 缔约过失责任是起源于罗马法的一项独立的债权制度，它是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缔约一方当事人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先合同义务而造成对方信赖利益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作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补充，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以违反先合同义务为前提，其赔偿范围以受害方信赖利益的损失为限，以赔偿损失为主要责任形式。法律设定缔约过失责任，旨在以法定责任形式弥补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调整范围存在前契约义务的漏洞，全面保护缔约人的合法利益，保障交易安全，维护诚实信用原则，维持市场经济秩序。
关键字： 缔约过失责任 诚实信用原则 先合同义务 订立合同过程
在传统的合同法中，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仅仅存续于合同的成立与履行完毕这一段时间。如果合同关系尚不存在或未成立，就无所谓违约责任可言。因此，在合同因一方当事人缔约时的过失不成立或无效时，如何保护受损失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就成为违约责任不能解决的问题。缔约过失责任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而产生的。
一、 缔约过失责任的意义及性质
缔约过失责任，又称先契约责任，有的学者直接称为缔约过失。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未规定缔约过失责任的具体概念，但国内民法学界通说认为，《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就是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即“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法》第42条也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至于何谓缔约过失责任，学者们的归纳见仁见智，聊举几例：（1）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合同订立当事人一方因违背其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缔约过失责任是缔约人故意或过失违反先合同义务时依法承担的民事责任；（3）缔约过失责任是当事人因过失或故意致使合同未成立、被撤销或无效而应承担的财产责任；（4）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当事人由于缔结合同之际具有过失，从而导致合同不成立、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时，使对方遭受损失而承担的法律责任；（5）缔约过失责任是于缔约之际，因一方违背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保护、通知、协力、保密等先契约义务而致相对方信赖利益、固有利益遭受损失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笔者认为，上述诸表述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综合而言，缔约过失责任是指订立合同过程中缔约一方当事人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先合同义务而造成对方信赖利益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实质上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缔约过程中的体现。从严格意义上讲，缔约过失责任并不属于合同法范畴，而是一项独立的债权制度，是债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并立的债的产生原因，当事人得依缔约过失责任形成独立的债权请求权。缔约过失责任不是违约责任,也不是侵权责任，虽然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缔约过失责任曾被归入违约责任，也曾被归入侵权责任体系内，但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仅依靠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是不能周密得保护缔约当事人的，缔约过失责任正是基于弥补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功能上的欠缺而自成独立之制度。不仅于此，交易是个过程，起初是当事人开始接触，而后是互相洽商，最后成交。法律保护交易，应该是对整个过程加以全面的规制：对成交的保护通过赋予合同关系并配置违约责任的途径达到目的；接触磋商的保护通过无主给付义务的法定债这一关系并配置缔约过失责任的方式完成任务。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突破了传统合同法违约承担民事责任的观念，弥补了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调整范围存在前契约义务的漏洞，对于有效和全面保护缔约人的合法利益，保障交易安全，维护诚实信用原则，维持市场经济秩序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 约过失责任制度的历史考察
缔约过失责任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法。罗马法有一法彦：“契约以不能给付为标的者无效。”此时若买受人为善意且无过失，为保护交易安全，在特殊情况下，买受人得基于买主诉权，以诚意诉讼，向卖主请求赔偿亲契约无效所受损失。可见，罗马法中，信赖利益的赔偿观念已经出现。
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首先由德国法学家耶林于1861年在其主编的《耶林学说年报》第4卷发表的《缔约上过失、契约无效与未完成时的赔偿责任》一文中提出。耶林指出：“从事契约缔结的人，是从契约交易外的消极义务范畴，进入契约上的积极义务范畴，其因此而承担的首要义务，系于缔约时须善尽必要的注意。法律所保护的，并非仅是一个业已存在的契约关系，正在发生中的契约关系亦包括在内，否则，契约义务将暴露于外，不受保护，缔约一方当事人不免成为他方疏忽后不注意的牺牲品!契约的缔结产生了一种履行义务，若此种效力因法律上的障碍被排除时，则产生一种损害赔偿义务，因此，所谓契约无效者，仅指不发生履行效力，非谓不发生任何效力。简言之，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项信赖而生的损害。”耶林关于缔约过失的理论，被誉为“法学上的发现”，对各国立法和判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陆法系之一支，德国法系国家和地区，如德国、瑞士、日本、希腊、我国台湾地区等，皆接受耶林的理论，并在法律上明文加以规定（特别规定后概括条款）。在《德国民法典》制定之际，学者们就缔约过失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法典中仅就表示错误的撤消、自始客观不能、无权代理的情况下做出规定（属特别规定），承认缔约过失责任。德国民法第一草案的立法理由说明书明确指出：除上述法定情形外，在缔约之际因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益的，应属侵权行为还是对契约义务的违反，是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应由判例学说加以决定。事实上，经过判例学说百余年的运用，缔约过失已形成了精细、复杂、适用范围广泛的制度，建立了一般化的原则。日本民法从接触磋商的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和诚实信用原则出发，寻找缔约过失责任的依据，以判例学说形式承认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希腊、意大利民法将缔约过失责任作为一般原则加以规定。《意大利民法典》第1337条规定了“谈判和契约前的责任”，即“在谈判和缔结契约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应当根据诚信原则进行之”；第1338条规定：“知道或应当知道契约无效原因存在的一方没有将其通知另一方，则该方要为此就对方在契约有效期内基于信赖、没有过错而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修正前没有规定缔约过失责任的一般原则，而是仅就特定情况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1999年4月21日的民法修正案增订第245条之一规定：“契约未成立时，当事人为准备或商议订立契约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对于非因过失而信契约能成立致受损之他方当事人，负赔偿责任：（1）就订约有重要关系之事项，对他方之询问，恶意隐匿或为不真实之说明。（2）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经他方明示应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泄露之者。（3）其他显然违反诚实及信用方法者。可见，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在缔约过失责任上已完成了特别规定到概括条款的转换。
作为大陆法系另一支的法国法系，如法国、比利时等因其侵权行为法采概括原则，学说上未接受耶林的理论，未将缔约过失责任纳入民法典中，遇到类似情况一般按侵权法的原则处理，但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依合同法原则对契约无效或不成立时有过错一方当事人的责任进行追究的案例时有出现，如对预备协议的保护即为适例。
英美法系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没有缔约过失的概念，虽然1933年曼斯菲德（Lord Mansfield）将诚信义务引如英美法中并获得广泛赞同，普通法也承认诚信义务构成过失，但英美法一直未产生缔约过失的一般性原则。
中国大陆《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合同法》第42条是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一般性原则的规定，其是对德国法系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移植和借鉴，自不待言。
三、 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考察
到底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何在，一直是德国学者们争论的问题，各种学说聚讼盈庭，莫衷一是，主要有侵权行为说、法律行为说、法律规定说、诚实信用说四种主张。
侵权行为说认为，除法定情形外，因缔约上过失致他人损害是一种侵权行为，属于侵权行为法调整的范畴，应当按照侵权行为法的规定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法律行为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法律行为。该说又分为目的契约说和默示契约说。目的契约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在于当事人之间后来订立的契约；默示契约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在于当事人从事缔约行为之际，默示缔结了责任契约。
法律规定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既不是侵权行为，也不是法律行为，而是法律的直接规定。
诚实信用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在于诚实信用原则。按照诚实信用原则，从事缔约协商的当事人应善尽交易上的必要注意义务，维护相对人的利益。如果当事人违反了应尽的注意义务，如协力、通知、照顾、保护、忠实等义务，造成相对人损害的，应自负赔偿责任。目前，该说已成为德国通说。
对上述各说，我国学者各执己见。但笔者认为，以侵权行为说和法律行为说解释缔约过失责任，有失牵强。因为侵权行为法所加于人们的义务是权利不可侵害的义务，而缔约过失行为并非侵害了相对人的某种权利（当然，缔约人在缔约之际也有可能侵害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这完全可以通过侵权法加以解决），侵权行为说有违侵权行为法的基本要求：法律行为说以尚未成立或不存在的合同作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实际是把缔约过失责任归入违约责任体系，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民事责任。而法律规定说与诚实信用说并无实质差别，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表述：法律正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直接规定违反诚实信用所应承担的法定责任，即缔约过失责任。法律规定说是对诚实信用说的法律确认，或者说，诚实信用说在法律上的表现即为法律规定说。诚实信用是民法的基本原则，素有“帝王条款”之称，所以，以诚实信用说解释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显得更为妥切和恰当，而且，此也是学界的通说。
四、 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构成
如前所述，缔约过失责任是一种独立债权制度，故有过失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响应的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以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的存在、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行为人有过错为一般构成要件，所以缔约过失责任也应当具备民事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具体包括：①缔约一方有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②缔约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给对方造成了损失；③违反先合同义务的当事人主观上有过错；④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本文仅就违反先合同义务这一要件展开讨论，其他三要件，由于并无理论上的探讨价值，不再赘述。
缔约过失责任是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但其违反的不是合同义务，而是先合同义务，这是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根本区别所在；因其是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当然后合同义务也排除在外。所谓先合同义务，又称前契约义务，是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依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必要注意义务，包括说明、告知、协力、照顾、保密、保护等义务。至于行为人是否违反先合同义务，应视行为人是否已尽交易上必要的注意而确定，特别应斟酌缔约当事人彼此间的信任关系及各当事人在交易上通常所应承担的危险。
先合同义务是法定义务，该义务是法律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维持交易安全，保护缔约当事人在缔约阶段不受因缔约行为而致的损害设定。在缔约阶段，当事人必须尽必要的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无须当事人约定，也不得由当事人约定排除，系法律强加给当事人的义务。
先合同义务是消极义务。所谓消极义务是说先合同义务在于依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所负有的保护对方利益为目的的义务，即以不因缔约而损害对方利益为目的，此利益通常是信赖利益。先合同义务不具有可为给付性，如保密义务、忠实义务等，这与以积极行为为内容的给付义务不同。
先合同义务是附随义务。先合同义务是随着债的关系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其目的在于促成合同的有效成立。只有缔约当事人尽到了先合同义务，合同才能成立和有效，达到当事人的目的。
先合同义务事先不确定。先合同义务的承担因具体个案而不同，也随着缔约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关于先合同义务的存续期间，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但必须肯定，先合同义务只能产生于缔约双方产生合理的信赖之时，即以要约生效为准，至合同生效前先合同义务一直存在。要约在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此时要约开始对要约人和受要约人产生拘束力，双方只有在此情况下才可能基于彼此信赖而做出缔结合同的必要准备，此时，要约人和受要约人基于诚实信用都应当承担必要的注意义务，先合同义务此时产生。要约生效前，由于双方形成合理的信赖关系，此时一方因过错造成对方损失的，如虚假广告所造成的损失，不属于违反先合同义务的后果，不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而应承担侵权责任。有学者主张先合同义务至合同成立是归于消灭，因为合同成立后，就不存在“先合同”问题，当事人的义务应属合同义务，而非先合同义务。若如此，则在合同成立后尚未生效之前，由于当事人一方过失导致合同不能生效时，过失方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有人认为是违约责任，亦有人认为是效力过失责任，还有人认为或缔约过失责任或违约责任，笔者认为，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必须对“缔约过程”的时间界限做出界定。合同成立与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通常情况下合同成立与生效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但特殊情况下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亦不鲜见，如附条件生效合同、经登记始生效合同等。缔约当事人进行接触磋商，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将来合同的实际履行，以实现双方的预期利益，倘使合同成立而不生效，则合同不会被履行，双方的合同目的也无从实现，当初订立合同亦无任何意义。从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考察“缔约过程”的时间界限，不难得出结论，缔约过程应当从要约生效始，至合同生效止。缔约过失责任正是从要约生效始至合同生效止这一时间段内缔约一方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先合同义务而造成对方信赖利益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唯此，才能解释合同无效与合同被撤销后的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问题。
五、 缔约过失责任的责任形式与赔偿范围
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责任形式，通说认为仅限于赔偿损失一种，也有学者主张确认合同无效与撤销合同本身就是令当事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的责任不应当限于赔偿损失，赔偿损失只是其主要责任形式。由于实践中缔约过失行为日益复杂化、多样化，有必要在赔偿损失之外考虑其他责任形式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如返还财产、恢复原状 ，并允许多种责任形式合并适用，以便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方的利益。而确认合同无效与撤销合同是对过失方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确认，不是一种责任形式。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如何确定，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的问题，理论上也不尽相同，但在具体确定是应从以下三点入手：
（一） 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仅限于信赖利益，而不应包括固有利益。
所谓固有利益，又称为维持利益，是指任何人的人身或财产不受他人侵害所享有的利益。行为人未尽注意义务，侵害他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通过侵权法加以解决。如果将损害固有利益也通过缔约过失责任加以解决，势必混淆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界限，不利于建立和谐的债法体系。实际上，缔约过失责任正是为弥补侵权责任的不足而发展起来的。
所谓信赖利益，是指一方因信赖另一方会与之订立合同或合同有效而受到的损失。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存在三种利益：期待利益、履行利益、诚信利益。所谓期待利益，是当事人订立合同期望得到的利益；所谓履行利益，是合同履行后当事人所能取得的利益；所谓诚信利益，即信赖利益。合同有效成立前，不存在期待利益和履行利益，只有缔约过程中的信赖利益成为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信赖利益的损害，是产生缔约过失责任的前提。
（二） 信赖利益应当包括积极损害和消极损害。
积极损害即所受损害，如订约费用、准备履约的费用等。消极损害即所失利益，主要是指丧失订约机会的损失。赔偿消极损害的原因在于：建立缔约过失责任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如果确因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造成他方丧失订约机会而受损害，则不予赔偿有失公平，也不利于维持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丧失订约机会必须严格把握，只有具备下列条件始可认定：①受害人与第三人之间曾存在订约机会：②受害人与第三人丧失订约机会系由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造成；③丧失订约机会的丧失必须是基于对违反先合同义务人的缔约行为的信赖而产生的。
（三） 信赖利益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原则
信赖利益的赔偿范围是否以履行利益为限，属于缔约双方利益冲突的平衡问题。从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许多国家的立法均确立了信赖利益不得超越履行利益的原则。《德国民法典》第307条规定：“在订立以不能给付为标的的合同是时，明知或可知其给付为不能的一方当事人，对因相信合同有效而受损害的另一方当事人负损害赔偿责任，但赔偿额不得超过另一方当事人在合同有效时享有的利益的金额。”对信赖利益的赔偿做出这种限制是必要的：一方面，信赖利益的赔偿包括积极损害和消极损害。而消极损害的赔偿已经为一方施加了比较重的责任。信赖利益的损失有时难以确定，如果法律上不作限制会使赔偿范围漫无边际，难以操作，而履行利益乃是在合同如期履行后当事人所获得的全部利益，保护此种利益足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从平衡缔约双方的利益角度出发，信赖利益的赔偿应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限。同时，受害人订立合同就是为了取得履行利益，如果信赖利益的赔偿超过了履行利益，则应属于受害人的意外获利，这与受害人的预期目的不相符合。另一方面，如果信赖利益的赔偿超过了履行利益，则可能出现一方当事人将从事交易的亏本转嫁给另一方的情况，而这种转嫁没有合同上的根据。在通常情况下，用履行利益来限定信赖利益的范围是合理的。当然，如果发生侵权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或者在特殊情况下受害人所支出的费用损失超过了履行利益，而此种费用的支出又是必要的、合理的，为保护善意信赖人，也有必要责令有过错的一方赔偿因其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