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对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进口生产用车辆申领许可证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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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税收政策的通知

2002年10月10日 财税〔2002〕7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了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并根据现行税法有关规定，现对有关税收优惠政策补充通知如下：
　　一、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产的集成电路产品(含单晶硅片)，按17%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和研究开发集成电路产品。
　　二、对生产线宽小于0.8微米(含)集成电路产品的生产企业，经认定后，从2002年开始，自获利年度起实行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政策，即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按照《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已经享受自获利年度起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政策的外资企业，不再重复执行本条规定。
　　按照《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可以享受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的外商投资企业，如果2002年(不含)之前实际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政策期满的，不再重复执行“两免”政策，从2002年起执行企业所得税“三减半”的政策；如果2002年(不含)之前实际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政策未满两年的，继续执行剩余的免税期限及“三减半”的政策。
　　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94)财税字第001号〕的规定，执行自投产年度起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的内资企业，改按执行自获利年度起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政策。如果2002年(不含)之前已经获利并自获利年度起实际享受了企业所得税“两免”政策期满的，不再重复执行“两免”政策，从2002年起执行企业所得税“三减半”的政策；如果2002年(不含)之前已经获利并自获利年度起实际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政策未满两年的，继续执行剩余的免税期限及“三减半”的政策。
　　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微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继续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25号)执行。
　　三、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的投资者，以其取得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直接投资于本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按40%的比例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再投资不满5年撤出该项投资的，追缴已退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国内外经济组织作为投资者，以其在境内取得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作为资本投资于西部地区开办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或软件产品生产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按80%的比例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再投资不满5年撤出该项投资的，追缴已退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西部地区的范围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73号)执行，即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比照西部地区执行上述政策。
　　四、其他有关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政策规定，仍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25号)执行。
　　此前政策与本通知相抵触的，以本通知为准。



摘要：亲亲相隐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存续了上千年，新中国建立后该原则被认为是封建礼教的糟粕而抛弃，使得这一法律传统走向灭亡。但是，应当看到，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中均在不同程度上仍然保留着“亲亲相隐”，以及我国现今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期待可能性原则亦与之有一定的联系，本文从该原则存在的合理性进行探讨，希望对我国法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亲亲相隐； 法律制度； 法律传统； 刑事司法制度


　　亲亲相隐是中国封建刑律的一项原则，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要论罪。实行这项原则，是为了维护封建伦常和家族制度，巩固君主专制统治。亲亲相隐本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主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进一步得到确认。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作了具体规定，以后各朝的规定大体上与唐相同，其内容主要有三点：一、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二、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三、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1]亲亲相隐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中存续了上千年，新中国建立后该原则被认为是糟粕而抛弃，但应当看到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中均在不同程度上仍然适用，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期待可能性原则和司法实践中“法律不外乎人情”偶尔的使用。在我们提倡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今天，是否应采用该原则呢？


　　一、亲亲相隐原则及其发展


　　亲亲相隐原则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就其亲属所犯的某些犯罪行为，可以不向国家机关告发，或者不作为对亲属不利的证人而可以隐瞒、包庇的权利。


　　在我国的西周时期，“亲亲”、“尊尊”是西周法律的灵魂和精髓。《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记载 “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亲亲”的核心是孝，“亲亲”以孝为首。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在《论语？子路》里曾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2]《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弟子叶公问孔子：直躬到官府告发自己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问孔子对这件事如何看待？孔子答，直躬的做法非常不妥，做儿子的，应该为父亲隐瞒犯罪事实，这才算是“孝”，才算是美德。进而，孔子提出了“父子相隐”原则。《汉书？宣帝记》记载，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以闻”正式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使该原则正式入律，从而开创了长达二千余年了“亲亲相隐”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宗法主义法律传统，直至《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仍然规定，任何人有权拒绝证明亲属有罪。


　　新中国成立之后，“亲亲相隐”被认为是封建礼教的糟粕而抛弃，使得这一延续千年的法律传统迅速走向灭亡，但是，应当看到，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中，包括英、美、德、法、意、日、越南、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仍然保留“亲亲相隐”的一般犯罪不处罚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如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9条规定：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收养关系、同居者、已分居的配偶没有义务作证。[3]1974年《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159条第3款，1953年《韩国刑法典》第151条等均规定了婚姻关系的配偶，直系亲属之间有权拒绝作证。


　　二、亲亲相隐的价值冲突以及目前我国对待亲亲相隐的态度和实践


　　1. 亲亲相隐的价值冲突


　　先来探讨一下该制度存在的法理：亲亲相隐权在中外司法被作为一项原则予以认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法律规范人的行为活动，应当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关怀，否则制定出的法律很可能违反人的本性而成为恶法。亲属、家庭是人类感情的皈依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法律为了实现个别正义而不惜伤害亲属之间至真的感情，甚至不惜制裁这种感情，则有违法律保护社会风纪的本意。孟德斯鸠说过：“为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4]须知人性却是风纪之源泉。”如果在家庭关系中，用法律强迫出卖和揭私，则使人际之间毫无信任的底线。从现实中出发，不少人甘愿冒险窝藏亲属，帮助其逃亡，如果法律予以制裁，则可能导致全家受刑罚制裁的惨痛后果。从刑法上讲，这有违罪责自负原则。从犯罪学上讲，亲属间的背叛极可能导致犯罪分子心灵绝望；而一个充满信任和温情的家庭更有利于犯罪分子的最终改造。


　　从人的本性角度看，人人都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受到刑罚，至少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使其受惩罚，这是人们基于血缘或者婚姻关系而产生的本能选择；从伦理的角度看，背弃亲情，不符合人类最基本的伦理观念，将使个体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面临社会人伦的否定；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的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以及近亲属之间的关系是构成家庭的基本关系，如果妻子指证丈夫，子女指证父母，兄弟相互背叛，指证之人，背叛之人就无法在原来的生活圈中生存，其后果只能是众叛亲离，稳定的社会基础将会被支解得破碎。我们现在的法律，鼓励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大义灭亲，试想，在法庭上，夫妻反目，父子相互指责，那是何等的残酷，真是于心不忍。但是，法律赋予我们作证的义务，我们又必须履行这项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亲情何在，良心何在，家庭的稳定何在，社会的和谐又何在？如果夫妻之间秘密交往在日后会被迫成为庭上证言，婚姻还有何安全可言？家庭有何安全可言，社会有何安全可言？


　　正义是判断世间万物善恶的标准，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正义可以分为普遍正义和个别正义，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一般正义的代表，个别正义体现的是作为社会的个人体会到的公正，它也是社会中的个人来判断世间事物善恶的标准。“亲亲相隐”追求的是个别正义，法律追求的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的冲突表现为法律所追求的一般正义与最基本的家庭人伦亲情之间的冲突。法律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对于国家而言，是对所有隐匿亲属犯罪和拒绝作证的人都要进行同样的制裁，还是允许“亲亲相隐”？ [5]对个人而言，是遵守最基本的家庭人伦亲情而违背法律，还是遵守法律而违背最基本的家庭人伦亲情？


　　2.目前我国对待亲亲相隐的态度和实践


　　在此问题的选择上，我国法律是选择了一般正义这一法律基本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必须受法律追究”。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因此，目前我国并不承认亲亲相隐权。但是否就此盖棺定论呢？显然没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三个至上”的提出，是党在新时期对法治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以及对人权的要求越来越高。综合各种原因，要求亲亲相隐权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在法学理论界都基本达成一致。[6]


　　理论到付诸实践仍有不小的阻力。承认亲亲相隐必将使公安司法机关侦破案件的难度增加，尤其是贪污犯罪或经济犯罪，面临的阻力非常大。当然，随着公安司法侦查技术的进步和办案水平的提高，这方面的困难将不是最主要的。因为承认亲亲相隐权是一项法定权利，公安司法机关则不应当通过增设义务甚至损害公民权利便利其完成工作。最大的困难在立法的操作：什么范围内的亲属得以相隐，哪些犯罪不得相隐，相隐的程度是如何，是用概括性语言还是用列举式予以明确，都是有困难的。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往往超出法律的规定，这也给法官予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素质不一，对相同案件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实践中会有很大的不同。目前理论界的研究提出一些立法技术上的建议，华中师范大学孟奇勋老师在《论亲亲相隐及其现代生命力》里提出的方案较有可操作性。立法者必须明确规定 “相隐”的主体范围。刑事诉讼法第82条限定的10种人即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都是直系亲属，可在其列。姻亲、两代以外的直系亲属是否列入，则需要做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7]对于允许“相隐”的层次，如拒绝出庭作证、包庇、窝藏、作伪证、甚至是共同犯罪，刑法应当有明确的限制规定。“相隐”的犯罪种类，也应当由法律规定。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将谋反，大逆等严重危害统治的犯罪排除在容隐范围之外。这说明容隐不是绝对的，应当有一个明确规定，以防止法官专断。法律赋予亲亲相隐的权利时应采用概括式立法，对轻微的犯罪的不予告发；对不准相隐的行为加以明确限制，适当的时候再用司法解释加以补充。


　　三、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在中国刑事制度中的前景


　　1. 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