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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供销合作社贷款管理办法

（1990年3月27日农银发（1990）58号文印发）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改善信贷服务，提高信贷管理水平，发挥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供销社）在商品流通中主渠道作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和《借款合同条例》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及《中国农业银行贷款管理通则》，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办理供销社贷款，要坚持资金的效益性、流动性和安全性，支持和促进企业扩大商品购销，参予市场竞争，平抑和稳定物价，开拓服务领域，完善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各种体系，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维护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
第三条 办理供销社贷款，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经济、金融的方针、政策，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原则，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的关系，坚决执行贷款原则，优化贷款结构，推进信贷资金集约经营，更好地为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服务。
第四条 办理供销社贷款，必须坚持贷款条件和信贷的基本原则，尊重和维护银行自主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令银行贷款和阻挠银行收回贷款。

第二章 贷款的对象和条件
第五条 贷款对象
一、供销社系统的商业零售、批发企业、饮食、服务、旅游业、废旧物资回收、储藏、运输企业；
二、供销社系统的生产、加工企业；
三、以供销社为主体的联营公司或联合集团，合资、合营和“三来一补”的企业；
四、供销社系统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农、工产品分购联销、联购分销、承包、租赁等小型企业；
五、其他经营形式的企业。
第六条 贷款条件
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注册，颁发正式营业执照；
二、在农业银行开户，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地、设施及从业人员，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并按规定向开户银行和同级农业银行报送商品流转、财务计划和有关统计资料；
三、有符合银行规定比例的自有流动资金，或能按规定补充自有流动资金；
四、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依法进行经营；
五、有经济效益，守信用，有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第三章 贷款种类、用途和方式
第七条 流动资金贷款
一、商品流转贷款：用于供销社系统在商品流通及饮食、服务、旅游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中的周转资金需要。
二、商办工业贷款：用于供销社系统为农副土特产品、废旧物资加工，出口创汇，增加国内市场有效供给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周转资金需要。
三、农业生产资料贷款：用于供销社系统经营及为国家储备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资金需要。
第八条 农副产品收购贷款。用于供销社系统收购农副产品企业的资金需要，经国家批准安排的专项农副产品储备贴息贷款的资金需要。
第九条 设备和基础设施贷款。分别用于供销社系统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从事商品经营、服务的企业为扩大经营、服务规模或改善经营条件所必须的网点、仓储、交通、运输等为农业服务的小型基础设施的资金需要。
第十条 科技开发贷款。供销社系统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经营，具有偿还贷款本息能力的科研部门，因购买或推广应用农业科学技术，其资金不足，可申请此种贷款。为确保贷款的安全，对新产品、新技术的试验费用，不予贷款。办理这项贷款要实行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担保。
第十一条 买方贷款。供销社系统为满足市场需要，建立的商品基地而与农民结成的生产联合体，在具备贷款偿还能力，坚持双方自愿的原则，并签定了经济合同的前提下，因扶持生产资金不足，可适当发放一定比例一年以内的短期买方贷款。
第十二条 贷款方式。供销社系统企业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银行可视其经营管理水平、经济效益好坏、信用程度高低、贷款风险程度分别实行信用贷款、抵押贷款、担保贷款三种方式。对被评为特级和一级的企业，可采用信用贷款；对二级企业则采用担保或抵押贷款；对三级或亏损企业以及虚盈实亏、资不抵债的企业，原则上不增加新贷款，对确有需要必须办理抵押贷款。
担保、抵押贷款应按照《中国农业银行抵押、担保贷款暂行办法》办理。

第四章 贷款的发放与收回
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发放与收回贷款，必须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第十三条 贷款申请。企业向开户银行申请借款时，必须提前十天向开户银行报送借款计划和借款申请书。开户银行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要求借款单位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和必要的资料。
第十四条 贷款审查。对借款人的借款申请，信贷人员要对政策性、安全性、效益性和偿还能力等进行全面严格的审查、评估，提出初审意见，按贷款审批权限报批。
第十五条 贷款审批。各级行要按照贷款金额大小建立分级的贷款审批制度，明确责任。企业申请借款，应由分管的信贷员提出初审意见，信贷部门审查签署意见，按照审批权限提交有关责任人员审批贷款。审批人员应按照信贷政策和制度的规定行使审批权，不得擅自越权审批，非信贷部门和无权审批人员不得审批贷款。
第十六条 贷款发放。开户银行对贷款审批后，应依照《借款合同条例》与借款企业签订借款合同（合同内容包括贷款种类、用途、金额、期限、利率、还款来源、还款方式、违约责任、担保条款等），借贷双方签章生效后才能发放贷款。
第十七条 贷款检查。贷款发放后，银行有权对借款企业贷款的使用、财务管理、资金占用、经济效益、利润分配以及商品库存、抵押物和保证人的资信等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监督，企业应给予积极配合，如实反映情况并提供工作方便，否则应提出警告、停止贷款或收回贷款。
第十八条 贷款收回。对各种贷款要按照借款合同确定的偿还期限，收回贷款。开户银行应在贷款到期前十天向借款企业发出催收贷款通知单，保证贷款按期收回。借款企业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偿还借款，必须在贷款到期前十天向开户行提出申请，办理延期手续，经批准后方可延期。担保贷款一般不允许延期，借款企业不能按期偿还借款的，银行有权要求保证人代偿或依法处理抵押物抵偿。如保证人也暂无偿还能力，方可批准延期，但须要求保证人在延期协议上签章。贷款延期原则上只准办理一次，延期时间不得超过原订期限的一半。贷款到期不还，又不申请延期的，均按逾期贷款处理。

第五章 贷款的管理
第十九条 贷款计划管理。办理供销社贷款，必须按照上级行下达的信贷计划合理安排。对供销社的设备贷款和基础设施贷款必须按照规定比例择优安排投向和使用重点。各项贷款计划未经批准不得突破。
第二十条 资金定额管理。对批发（包括发挥蓄水池作用的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应根据商品购销规律、商品库存、销售资金率、资金周转加速率和自有资金比例，由银行会同主管部门分别核定资金定额。定额原则上按年核定，分季调整。对定额内的资金需要，银行按照国家产业发展政策，根据优先支持、适当支持、不予支持的原则和信贷资金能力掌握发放。如定额内资金发生不足，可申请超定额临时贷款，逐笔审查，规定期限，按期偿还，逾期加息。
第二十一条 专项管理。对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要实行专项管理，单独反映考核，严禁弄虚作假。按照国家收购政策和计划内、计划外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的资金供应政策。对季节性下降的农副产品收购贷款，由农业银行使用的部分，要随着收购进度及时归位，收购资金不足的，要依靠政府多方筹集，督促有关部门落实资金来源。对实行化肥、农药、农膜专营的贷款，按照国家专营政策落实专营资金来源，实行专项管理，单独考核。
第二十二条 项目管理。对供销社系统发放设备贷款、基础设施贷款，实行按项目管理。贷款的发放要严格按程序办理，坚持“三查”制度，实行“包放、包收、包效益、包管理”的四包责任制。专项贷款要统筹安排，确保重点，有保有压，优化结构。重点支持投资少、产出快、效益好、有发展前途的项目。基础设施贷款只限于加工、仓储、运输和必须的小型网点建设资金的需要，不得用于贸易大楼和宾馆的建设。
第二十三条 信用等级管理。要按照《中国农业银行商业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和信贷管理办法》，对供销社实行按信用等级管理和发放贷款。对信用等级之外的亏损企业要按风险等级管理，采取综合治理措施，促其转亏为盈。对关、停、并、转企业不予贷款，并积极收回旧贷款。
第二十四条 贷款期限管理。为保证贷款按期限收回，对供销社系统的贷款要切实执行期限管理制度。定额内贷款一年为一个期限。临时贷款，要根据实际需要，期限最长不超过三个月，逐笔核贷，按期收回，逾期实行加息。
第二十五条 帐户管理。凡是在农业银行开户的供销社企业一律实行存款户和贷款户分户管理。
一、存款帐户管理。企业在开户行只设置一个结算帐户。如当地没有银行机构，可委托当地信用社办理。企业的存款帐户要保持合理的业务周转资金需要，存款不宜过高或过低。对每个企业设立商品流转存款帐户和专用基金存款帐户，分户进行管理。
二、贷款帐户管理。企业开立贷款帐户，贷款帐户下可分设定额、临时和非正常贷款帐户。

第六章 信贷监督与制裁
第二十六条 银行要加强信贷的管理与监督，认真执行贷款“三查”和审批制度，贷款增长要与商品库存、销售和经济效益的增长基本适应。定期对贷款企业进行经济活动分析，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承包、租赁企业，开户银行应参与其承包、租赁的全过程，对原贷款本着谁出租谁承担债务或债随物走的原则，落实贷款债务，并重新签定贷款合同，凡贷款债务不落实的，开户银行不得发放新贷款。凡由集体承包的按集体企业对待，由个人承包、租赁的一律按个体工商业贷款掌握。
第二十七条 建立、健全企业自有流动资金补充制度。供销社的自有资金应包括社员股金、社员社股金、公积金、特种公积金及视同自有资金。对没有达到银行规定自有资金比例要求的，开户银行要与企业制定按年补充自有流动资金计划，每年要按税后留利的20—30％进行补充。
银企双方要签订补充自有流动资金合同，实行“补贷挂钩”。对不按规定、计划补充的企业，要相应扣减同额贷款或停止发放新贷款，并对多占用的贷款实行加息。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信贷政策、制度规定的实行信贷制裁。
一、对清理出来的有问题商品、有问题资金，开户银行要建立专户或设专卡，单独反映和监测。银行要与企业区别情况，区别主、客观原因，商定处理计划和期限，对不积极处理的，要实行加息，停止发放新贷款，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旧贷款。因处理积压商品而发生的亏损，经银行审查同意后暂不按亏损企业对待，可继续给予贷款支持。
二、对不按合同规定用途用款，对挤占、挪用流动资金和贷款搞基本建设和固定资产购置的，以及转借他人的，要按违反信贷纪律处理，加罚利息，限期收回。
三、对不遵守国家物价政策，任意抬价抢购、囤积居奇、待价而沽的企业，不贷款、不付现、不结算，已贷的要限期收回。
四、对国家不许经营的商品，非经营单位要求贷款的，一律不予贷款。对国家储备棉的贷款要按照有关规定严格管理。
五、要加强结算资金的管理。银行要协助企业加强财务管理，改进结算工作。对企业要核定结算资金最高占用额，超过限额的要限期压回。
六、加强关停企业贷款管理。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无法继续经营需要关停的，须征求开户行同意，并经县以上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批准。对经批准关停的企业要抓紧落实贷款债务，对实行破产还贷者，开户行要及时向法院提出申诉。对不足偿还贷款的应由保证单位或主管部门负责偿还，并办理贷款债务转移手续，定期归还，决不许将贷款债务挂帐悬空。
七、各开户银行要坚持审查企业会计、财务决算中的资金平衡表。对该摊未摊、该报损而不报损等虚盈实亏的企业，银行要提出处理意见，并积极协助解决。对挤占挪用贷款的，银行要实行加息或停止发放新贷款。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供销社系统企业存款、借款利率和利率浮动、加息、优惠利率等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制定，解释、修改亦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并报总行备案。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过去的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论中国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



（ 姚魏 上海社会科学院宪法、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200025）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山东齐玉苓案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成为当年宪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该案也被媒体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学者们对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所产生的现实意义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该批复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标志，它意味着宪法作为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在司法解释中得到承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有人认为，该案仅是普通民事案件，不应适用宪法，最高院作出该司法解释是违宪行为；还有人认为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所产生的意义也没有媒体宣传的那样巨大，但对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对该案引发的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作一些论述。

一、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齐玉苓案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那么，何为“宪法司法化”？这种表述是否科学？我们不难看出“宪法司法化”提法的创始人本意是指，宪法像其它法律一样具有司法适用性，即同样能够进入司法程序，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但是从字面上看，“宪法司法化”表示宪法不断适应自身进入司法领域的要求而自我完善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要通过宪法的修改来逐步推进。因此“宪法司法化”的提法不准确。笔者认为，科学的提法应是“宪法的司法适用”。对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的正确认识还有赖于它与相关概念的辨析。首先，人们通常认为宪法的司法适用起源于美国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将宪法的司法适用等同于违宪审查。虽然美国最高联邦法院解决的是个案问题，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同时确认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排除了违宪法律在司法适用中的可能，它的真实意图在于确立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制约。而我们所称的宪法的司法适用仅是指宪法直接适用于个案。因为美国的违宪审查权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所以很容易把违宪审查与宪法的司法适用当成一回事。其次，有人认为宪法监督不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这其实是将宪法监督等同于违宪审查。在我国违宪审查机关唯权力机关一家，但宪法的监督主体却具有多样性。宪法监督在外延上不仅包括违宪审查，也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违宪审查是对抽象的违宪行为进行审查，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对具体的违宪个案进行裁判。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成为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维护宪法的权威。再次，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否就是宪法诉讼呢？在我国宪法诉讼是指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后，通过其它救济模式，如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仍无法得到保护时，而向有权机关提起诉讼的一项法律制度。因此宪法诉讼与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但是在由法院负责违宪审查的国家，宪法诉讼则包含了违宪审查和宪法的司法适用两个方面。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宪法的司法适用在我国宪法实践中的地位。

二、宪法长期没有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原因。1、对两个司法解释的错误认识。1955年最高院对新疆高级人民法院作过一个批复，批复认为宪法在刑事方面并不规定科罪量刑的问题，因此，“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1986年最高院在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在法律文书中引用，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和批复等不可以引用。一般认为，中国宪法不能进入法院的具体诉讼主要是基于以上两个司法解释。笔者认为，1955年的批复并不能排除在判决中引用宪法的可能，在刑事判决中不引用宪法定罪量刑是正确的，但不能扩大为在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中一概不引用宪法。1986年的批复对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法院因此剥夺了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没有道理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根本无权中止宪法的执行力。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不能决定“司”哪些法，不“司”哪些法。[1]2、现代宪法观念的作用。其一、宪法的章程化的观念。人们在性质上把宪法等同于一般政党、团体内部的章程。章程是指政党、社会团体规定本组织内部事务的一种共同遵守的文件，而宪法作为一种法，有普遍约束力和国家强制力。把宪法看成章程就是把宪法划入了思想意识和纪律的范畴，在观念上已经潜意识地否定了宪法的司法适用。其二、宪法的纲领化的观念。纲领是现在不存在，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将来才能实现的目标、完成的任务及其行动的步骤。也就是说人们没有把宪法中的公民权利看成是法定权利，而只是一种应然权利。焦洪昌教授说过：“平等最初只是一个法律观念，后来随着社会进步，被人们看成法律原则，再进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平等只有作为一种法律权利时，才能得到司法救济。”[2]笔者认为像平等权这样的宪法权利还处在法律观念和法律原则阶段上，不能被司法保护也是意料中的事。其三、宪法的政治化的观念。人们片面强调宪法的阶级性，似乎凡是宪法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在学术研究中也把宪法学搞成了政治学。除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根本大法”的概念外，宪法几乎丧失了作为法应有的其它特征。因此，解决宪法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斗争，而不是司法过程。[3]总之，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意识不强。新中国的成立，虽然理论上说为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奠定了基础，但是社会实践中诸多原因造成了公民宪法意识不强。人们逐步形成宪法不是法，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观念，认为违反民法、刑法是违法犯罪，而违反宪法则无所谓，以至违法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也无动于衷。[4]

三、宪法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必要性。1、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宪法至上观念的需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既然宪法也是法，那就应该有法律效力。如果没有司法效力，所谓的法律效力就是空话。如果不能在司法机关得到执行，不能在实际中运用，就是一纸空文。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在下位法中找不到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时，法院可以直接拿宪法作为判案依据，岂不是把宪法的作用定位为替其它法律拾遗补缺？这有违于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不利于宪法至上观念的形成。笔者认为不然。这正体现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宪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防线，其它法律无能为力时，宪法可以挺身而出。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宪法的司法适用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首先，根据专家统计，宪法中规定的十余项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法律、法规具体落实保护措施的只有一半，例如受教育权、言论自由权、结社权等，法律都未作出具体规定。如果没有宪法诉讼制度，何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次，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比较具体，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如果宪法可以进入司法适用领域可以弥补普通法律的缺陷。再次，有些典型的宪法诉讼案件被强行纳入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案子，法院将其列为行政诉讼案件，这超出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只能对行政主体侵犯自己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案件提起行政诉讼。而本案中的学校作为准行政主体侵犯的是原告的受教育权。因此适用宪法中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保护的条款作出判决才是恰当的。

四、宪法的司法适用的规则。我们在解放思想，确认宪法也可以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同时，也应当肯定宪法并不是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作为判案依据的。宪法的司法适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1、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时，宪法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世界各国普遍通行“罪刑法定”的原则。这里的“法”只能解释为刑法，不能作任何扩大解释。因为刑罚是最严厉的惩罚，它可以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剥夺人的生命。如果宪法也能定罪量刑，那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公民的基本人权何以保障？2、法院在面临宪法、法律都对涉讼行为作出了相同的规定时，应当优先适用低位阶的法律规范，而不能直接适用高位阶的宪法规范。因为这些法律在制定时是以宪法为依据的，适用这些法律就等于间接地适用了宪法，所以不必在任何时候都使用宪法这个“尚方宝剑”。3、法院在认为宪法、法律对涉讼行为作出了不同规定时，不能直接适用宪法。因为在我国，司法机关不能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法律是否违宪只能由权力机关来判断。所以法院应中止审理，逐级上报，最后由最高权力机关决定法律违宪与否。如果法律违宪，则直接适用宪法。4、法院面临法律没有对涉讼行为作出规定，而宪法作了规定时，应当适用宪法。现实生活中这类案件往往不被受理，如王立春等诉民族饭店选举权纠纷案。因为我国长期存在“法不授权则不受理”的立案制度。其实“法不授权不可为”一般针对具有主动性、扩张性的行政机关，而审判权则是被动的，“不告不理”是法院审判权的前提。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条防线，因此通过限制法院的受案范围来防止滥用权力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符合法治原则的。[5]5、法院在审理因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的案件时，部分适用宪法。在齐玉苓案中，最高院指出：“陈某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某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可见最高院把此案仅是看成特殊的民事案件。笔者认为这类案件应是宪法附带民事诉讼，而且宪法诉讼是核心。虽然宪法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制裁性，但确认和宣告某个行为违宪，在某些时候还可以撤销违宪行为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制裁。它体现了司法者对违宪行为的否定态度和对受害人的支持，但为了更有利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往往还支持他们的民事、行政诉讼请求，在本案中就表现为民事赔偿。这类案件应该首先通过宪法的司法适用确认行为违宪，在此基础上追究行为人的其它法律责任。
注释:
[1]王振民：《我国宪法可否进入诉讼》，《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第29页。
[2] 南香红、曾民：《成都“身高歧视案”引发宪法平等权讨论》，《南方周末》2002年1月31日第7版。
[3]廖中洪：《中国宪法非讼化原因探析》，《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5期第86页。
[4] 周叶中、刘鸿章：《加强宪法监督，建设法治国家》，《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29页。
[5] ]蒋德海：《宪法司法化对我国立案制度和判决模式的影响》，《上海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