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温克族自治旗土地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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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培养

姚建宗在他的著作《法治的生态环境》中写到：当前，对法治问题的研究，有简约化的倾向。体现在“唯法律论”、“唯立法论”和“唯制度论”上，“而比较缺乏对法律精神层面的法的意识与观念的重视。” 他指出：“在法治化的过程中，那物质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即法治的‘硬件’系统，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构建或引进的，但它们若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则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意识和观念，即法治的‘软件’系统予以奠基和支撑。”①笔者从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状况来体味姚建宗的观点，深以为然。在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的今天，认真反思领导干部法律素质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一、存在问题
早在党的十五大，已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立下来。但在现实生活工作中，有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实在让人十分担忧。如果不改变现状，而又继续让他们当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对这些领导法律素质不高的表现，以下几个方面是有目共睹的。
1、观念落后。仍然把司法机关当作专政的武器，把法律当作治理老百姓的工具。权利观念匮乏，权力意识膨胀。导致动辄动草率动用大批公安干警介入群体事件，有的甚至把检察、法院干部也直接“拉”上去“对付”老百姓，维护“秩序”，导致矛盾激化。
2、干扰司法机关办案。有的以“稳定压倒一切”、“经济建设是中心”为借口，为保护一方狭隘利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冠冕堂皇地要求司法机关违法办理、处理案件。有的地方官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群众的利益、为了地方的利益，其实，乃是为了自己的“乌纱帽”、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升迁，而肆意干扰法律的实施。有的，更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而竭力干扰司法，比如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有的直接替案件当事人说情，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无形中给办案人员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3、单纯重视经济工作，忽视民主法制建设。在这些领导头脑中，民主法制建设几乎没有地位。如果要提及这个问题，那也只是摆摆门面而已。他们不懂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包括发展经济，同样重要的，还有民主法制建设。
4、有的领导干部法律素质则差到了极点，从事贪贿受贿等职务犯罪活动。由于领导干部地位的特殊性，他们的犯罪，给法治建设带来的戕害，后果是及其严重的。
2004年9月9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读了以下内容，确实让人深思一番：“一位多次接受落网高官委托或法院指定，为他们担当辩护人的律师在列举了刘方仁、成克杰等人案件经过后这样写道：以我辩护过的官员犯罪案件的印象，我们好多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党性’远高于‘法律意识’。如刘方仁被移送司法机关以后，他以‘政治经验’认为，如果自己聘请辩护律师，组织上会以为他认罪态度不好，对抗组织。还有的高官怕纪委不怕检察院，责问检察院‘有什么权力找我谈话？’并且提醒他们，‘对我侦查你要注意后果！’而一旦纪委找他，他马上就会服服帖帖，痛哭流涕。有的人在纪委招供了，到检察院又翻供了。” “因此，落马贪官们的‘党性高于法律意识’决不只是一个荒唐可笑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法律文化问题，是多年来这些落马高级领导干部无视宪法尊严、漠视法律权威所结出的可怕恶果。如果我们不尽快树立起宪法和法律在国家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最高地位，不尽快使我们的全体党员、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那些高级领导干部树立起对宪法和法律的普遍敬畏，那么，类似落马贪官们‘党性高于法律意识’的怪现象就还会出现。”连处在这样高位置的领导干部法律素质都如此之低，使人不能不对当今领导干部队伍的依法执政状况忧虑。江泽民同志于1995年初，在党中央举行的法制建设讲座结束时强调，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已成为迫切要求。②10年过去了，现在再回顾他的话，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原因分析
造成一些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国缺少法治传统，致使领导干部得不到法治的良好熏陶。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但法治的历史却短的可怜。我们将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是1997年的事。如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法治建设也才二十几年。而我国专制的历史，那可堪称世界第一了。各朝皇帝被尊为“受命之君”，总榄一切大权。他的话就是法律，叫作“金口玉言”、“金科玉律”。“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③“一人为纲、万夫为柔”④是皇权社会不可逾越的规矩。象西方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良好的法治传统。我们用具体的历史事实来阐述这个问题。1866年10月13日，普鲁士大公国（德国的前身）的国王威廉一世来到波茨坦桑苏西宫。他正眺望美丽的风景时，发现前面有一座又残又旧的大风车磨房，便下令拆除。但部下告知，这是私人的。国王命令买下它拆除。但是，磨房主无论如何不肯。国王就派兵强力拆除。磨房主就将威廉一世告到了普鲁士最高法院，诉求赔偿一切损失。法官们毅然裁定：被告人因擅用王权，侵犯原告人由宪法规定的财产权利，触犯了《帝国宪法》第79条第6款，责成被告人威廉一世在原址立即重建同样大小的磨房，并赔偿原告人误工费、各项损失费、诉讼费等费用150元。⑤英国的历史，从亨利一世起，“八百年来，都是缩小皇帝和执政者的特权、提高法律的地位的一个演进的历史。” 13世纪英国著名法官亨利·布雷克顿就说过：“国王不受制于人，但受制于上帝和法律。”当时，有一位佚名诗人对“法在王上”的传统大加称赞：
法律高于国王的尊严。
我们认为法律是光亮。
没有光亮人就会误入迷途。
如果国王不要法律，他就会误入迷途。
……
法律这样说：依靠我，国王才能统治，
依靠我，制定法律的人才能受到公正的对待。
国王不可以改变确定的法律，
他只可以按照法律激励和完善自身。依法者存，违法者亡。⑥
生活在17——18世纪的英国另一个著名法官爱德华· 科克则说：“如果服从陛下的命令，停止审案，那么就会拖延实施公正。这是违反法律的，也是违反法官的誓言的。”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当国王认为与他的利益有关并要求法官征求他的意见时，法官在与国王商议之前是否应该中止审案？”他斩钉截铁的回答：“如果发生这种事，我就按照法官应该做的去做。”⑦一次，英国国王要亲自审理案子，但遭到柯克拒绝。科克说：“不错，上帝的确赋予陛下极其丰富的知识和无与伦比的天赋；但是，陛下对于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和不动产，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 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⑧（这和中国的“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的皇帝形成多么大的反差。）草民起诉皇帝，法官拒绝国王办案，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简直是天方夜潭。违抗圣旨，那是要掉脑袋的，甚至可以灭九族。孔孟之道赋予了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威，臣民只能无条件服从。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⑨这种封建专制历史文化的沉淀，使我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让我们的法治大厦建设，不得不在困难地清除历史遗迹的基础上，艰辛地进行。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国民当然很不可能受到法治文化的良好熏陶，政府官员也不例外。
2、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我党基本上是采取人治的方法治理国家，党内缺少崇尚法治的优良传统。邓小平说过：“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也很不完备，也很不重视。”⑾事实如此，虽然我国在1954年就制定了《宪法》，但当时党的领导人对宪法的认识与其说是法律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其政治性大大超过了它的法律性。宪法只不过是为了达到政治目标的工具。宪法没有被认为是约束国家机关和领导人权力的法律。是人治好还是法治好，毛泽东同志明确说过：“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的条文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⑿五四宪法后来没有被重视，直至被废弃，连国家主席的人身自由都得不到保障，这与国家领导人对宪法的观念和态度有很大的关系。⒀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盛行“法律虚无主义”，砸烂公检法，实行群众专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后，进行了拨乱反正。但是，观念性的东西，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清除的。人类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同样具有惯性定律。19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但一些领导干部没有依法办事的习惯，仍然出现乱抓人乱捕人的情况。为此，中共中央及时发布了保障两法实施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为了保证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制度，要求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都要带头遵守法律。到了80年代初，法制建设虽然有所加强，但没有根本改变。轻视法制的现象仍严重存在，法制建设的软环境仍很差。针对这种现象，中共中央于1986年发出《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重申了党要守法和维护法制的原则。⒁到了2004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仍然指出：“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并且又一次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想当年审理“四人帮”案件时，华国锋同志在国外访问时，就已经宣布我们不会处死“四人帮”的。无独有偶，时至今日，据2005年4月14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的社论《不能以造成冤案的方式来纠正冤案》透露，“佘祥林冤案”开庭前，湖北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在京山县当地宾馆举行简单的新闻发布会，称佘祥林案庭审时间为30分钟，将当庭宣判佘祥林无罪释放。由法庭之外的部门官员提前一天公开宣布庭审持续时间和庭审结果，那么，法庭开庭又有何意义？这实在令人诧异。可见，我党由于缺少法治历史和经验，必然会使部分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由于我们缺少法治资源，因此，建设法治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3、部分领导干部受教育程度不高，接受法律教育更少。当前，我国干部的总体文化程度不是很高，接受教育的时间大多在十五年以下。据统计，在国家机关中，干部接受教育的时间大致如下：科级干部是12.9年，处级干部是13.8年，厅级干部是14.6年，部级干部是13.2年。⒂至于接受法律教育情况，更不理想。2000年，河北省委党校的一个课题组曾对华北某省34名第厅级干部、59名县处级干部、158名科级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系统学习过《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的不足50%，学习过《行政复议条例》的只有26%，学习过《国家赔偿法》的只占20%，所占比例都在50%以下。调查者得出的结论是：“目前，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其法律素质之低令人吃惊。”⒃在这种前提下，一些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意识和能力，必然是不强的。这也和法治完善的国家，形成强烈的反差。西方法治为何如此健全，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官员大多数受过较好的法律教育。在西方的政治理论中，对政府官员的法律素质要求很高。早在古希腊时，柏拉图在的《法律篇》中就如此写到：那些“将被任命为最高的官职和众神的首席执行官”，是“法律的仆人或法律的执行官”。“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很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掠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⒄所以，西方国家任用官员，是很注重一个人的法律素养的。在美国国会两院议员（众议员为435人、参议院为100人）中，1953年众议院议员中律师为249人，参议院议员中律师为59人。1978年众议院议员中律师为213人，参议院议员中律师为64人。均超过50%。⒅在97（1981）、98（1983）、99（1985）、100（1987）、101（1989）届国会中，众议院议院中法律人士分别为59、61、61、62、和63人。⒆另外，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州长毕业于法学院。⒇与之相比，我们干部的法律素质确实不能令人满意，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4、权力制约制度尚不完善。制度制约，说到底是法律制约。严密的制度牵制，使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时，会时时感到法律的约束，在工作实践中，逐渐增强法律素质。丰富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是培
养和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直接前提条件。因为，法治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没有良好、健康的严格依法办事的实践，要培养出较高的法律素质，是一种空想。这就有好比没有艰苦训练，是不可能成为运动健将一样。健全的法律制度，是培养公民尤其是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前提条件。在这种制度下，会形成良性循环，制度健全，人的法律素质就会提高；而人的法律素质提高，制度就更加健全。而法律制度不健全，人的法律素质就不可能得到良好地训练，反过来，又会影响法律制度的建设，这就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这同卢梭所说的“好的法制会使人制定出更好的法律，坏的法制则会导致更坏的法律”的情形是一样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对权力制约的制度建设，还比较粗糙，很不完善。权力运作的暗箱化和不规范化现象，在一些领域还比较严重。这样，就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在行使职权时，往往觉察不到法律的存在。有的甚至以为法律就是自己治理社会的工具，对自己有利时，就搬出来用一下。对自己不利时，就搁在一边。长此以往，这些领导头脑中的法律意识，就必然会淡薄，有的甚至连影子都找不到了。关于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我们从中共中央发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要》中，可以看出。《纲要》中指出：“从实践看，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并提出：“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又用了两节篇幅，来部署了制度建设问题：“五、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证作用”、“六、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可见，我们制度建设的任务，确实相当繁重。当前不完善的权力运作机制，对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影响，负面作用万不可小觑。
四、处理对策
那么，我们该如何改变现状，增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呢？
（一）解决思想问题，提高认识水平。
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不高，和他们对法律的本质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错误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最重要的要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
首先，要使各级领导干部明确，坚持党的领导是和确保法律至上的地位是高度统一的。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就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党的主张的体现。执行宪法和法律，是对人民意志的尊重，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障。党既要领导宪法和法律的制定，又要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办事，依法管理国家，对实现全党和全国人民意志的统一，对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中央的权威关系十分重大。（21）法律，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党的意志。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严格依法办事，就是维护了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尊严，也就是维护和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说，对是否严格依法办事的问题，要上升到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识，是一个要不要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政治问题。一个领导干部缺少上述认识，就会无视法律，违背法律，是党性严重不强的表现。
其次，严格依法办事，是和实现人民利益高度统一的。共和国的法律，不是剥削阶级社会维护少数统治者利益的欺压人民的法律，而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权力机构制定的。每一部法律、每一个法律规范，都无不反映着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严格执行法律，就是极大地维护了人民的利益。而亵渎法律，便是对人民利益的损害。如果玩弄法律，则是对人民利益的背叛，无疑是一种犯罪行为。严格依法办事，就是忠实于人民的利益；执法违法，就是损害人民的利益。在倡导人本思想的今天，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时候，我们难道可以不依法办事吗？！
第三，严格依法办事，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关键。对于法治社会的定义，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22）我国目前已初步建立了法律体系，但如果这些法律得不到较好地执行，那么，法治社会照样不可能建设起来，党和国家的依法治国纲领就会落空。只有严格地执行法律，才能达到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而执行法律，首要的是各级领导干部模范带头，是守法的标兵。我国法学家姚建宗说：“社会成员对于守法的道德义务的履行情况，直接关系到法治的存续与成败，而在其中，公权力行使主体或者国家（政府）严格履行守法的道德义务尤其关键。”（23）这一观点，是千正万确的。民主法治，是为人类历史所充分证明了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好的方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国家在旧社会根本谈不上民主法治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又耽误了那么多时间。当代共产党人应当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重任，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自觉抓好民主法治建设。否则，我们的民主法治将会继续落后于时代，将会造成历史的遗憾。
第四，严格依法办事，是维护稳定的必要条件。现在，对领导干部来说，再来谈稳定的重要性，是多余的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保障。但在工作实践中，有的领导，却常常做出一些不利于稳定的事情来。不严格依法办事，就是一种表现。大家知道，任何法律，都是社会关系的体现，都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法律秩序的缺失，就是社会秩序的混乱。法律秩序的损害，就是社会秩序的破坏。美国著名法学家E·博登海默说：“法律在本质上是对专断权力之行使的一种限制，因此它同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治都是敌对的。为了防止为数众多的意志相互抵触的无政府状况，法律限制了私人的权力。为了防止一个专制政府的暴政，法律控制了统治当局的权力。”（24）当今社会，是由严密法律调整的秩序良好的社会，法律得到一体遵循，社会运转便处于正常之中。而法律得不到执行，社会秩序就或多或少受到损害。如果法律荡然无存，那么，社会秩序的大厦也就坍塌。以维护一方社会稳定为重任的各级领导，没有丝毫理由不去不折不扣地执行法律。
（二）加强法制教育，丰富法律知识。
哲学大师黑格尔认为：“从自我意识的权利方面说，法律必须普遍地为人知晓，然后它才有拘束力。”（25）知法是守法的前提，知法也才能培养法律素质。但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不可能自发地形成和发展，它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和一切人类所创造的法律文化合理科学部分的指导下，进行有意识的培养。事实上，我们党是很重视法律教育的，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至今已是第四个五年普法工作。普法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们实事求是地评价，问题也存在不少。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借口工作繁忙，学习不够到位。另外，对领导干部而言，停留在普法的水平上，是远远不够的。对他们，应当提出区别于群众和一般党员的更高的要求。
最重要的，要通过法律教育，使领导干部懂得法治的真谛所在。 因为，“确认和保护公民的权利，限制和制约政府的权力——这是构筑现代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原理，是现代法治的实质所在。当然也是法制教育的基本着眼点。”（26）如果，我们每个领导干部真正懂得，法治的根本，是吏治，通过约束权力，来避免权力有害的一面，达到正确运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保护权利的目的；那么，我们的法治社会也就建立起来了。
在如今，如果一个领导干部，仍然拿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借口，只注重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实践，忽视法律知识的补充，没有自觉地抓好一个地方的民主政治建设，那么，这样的领导干部，是与当今时代发展的步伐很不合拍的，是一名根本不称职的领导——无论他把当地经济建设搞得如何的好。
因此，各级党组织都应当有计划地抓好法律教育，尤其是要充分利用党校阵地，分期分批，进行有一定深度的法律教育。而且，必须做到经常化，不断向各级领导干部灌输先进的法律文化，以此来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
（三）改革司法体制，强化权力制约。
王利明在《司法改革研究》一书中指出：“然而目前的体制并没有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创造良好的环境，外来的各种不正当的干预造成许多不公正的裁判甚至冤假错案，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重人情轻法制的社会，如何通过制度的完善避免和减少各种人情和关系对司法审判活动的影响。保障法官独立和中立，也是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27）的确如此，现行的司法体制，为一些领导干部干扰办案，提供了客观条件。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过一句很正确的话：“对某人生活的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28）司法机关的人、财、物权力，都由地方党政机关控制。因此，一些领导干部十分容易地用手中权力，超越自己的职权，在不同程度上，左右司法活动，这就十分不利于他们的法律素质的培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加深了法律是统治工具的陈旧观念和法律执行弹性化的错误认识，使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干涉司法的实践，降低了他们的法律素质，而更差的法律素质，使他们更多地去干涉司法活动。蹩脚的司法制度和较差的法律素质，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样，健全的司法制度同较高的法律素质，也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有的同志会认为，社会主义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有大无畏精神，来捍卫法律的尊严，以此来促使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高。这样的观点，是书生味实足的。我们绝对不能仅仅依靠司法人员的良好素质，来“舍命”护法。美国法学家亨利·米斯在论述法官和法院的司法独立的重要性时这样说过：“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者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法院必须摆脱胁迫，不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便不再是法院了。”（29）所以，用这种理想主义色彩十分浓重的方法，来培养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是不现实的，是根本行不通的。
我们应当改革现行司法体制，使司法机关的人、财、物的控制权，从地方党政领导手中剥离出来，从体制上，来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力，使个别地方党政领导无法插手干扰司法活动，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培养法律素养，提供良好的环境。
另外，为了更有效地从制度上确保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高，我们还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30）孟德斯鸠的这句话，不知被人们引用了多少遍。而我们这里再次提起这句话，目的是要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行使者法律素质低下。因为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而腐败则必然是违法行为。所以，为了培养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权力的运作，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必须在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惟有如此，才能培养出一支崇尚法律的领导干部队伍。
（四）完善处分条例，遏制干扰行为。
早在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文中就对全党同志提出明确要求：“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也要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的统一。党员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服从党的领导。所有的党组织、党员尤其是负责干部的言行，都不得同宪法、法律相抵触。”（31）《党章》在党员义务中明确规定：“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以上这些，都是每位共产党员必须执行的纪律。但是，仅此是不够的。有了这些调整性规范，就必须有相应的制裁性规范。否则，调整性规范的约束作用，就会大大降低。因此，党政领导干部法律素质较差，干涉司法活动，情节严重的，应当给予纪律处分。但十分遗憾的是，现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未将此种情况列为违纪，这十分不利于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培养。所以，必须完善《条例》，在“第六章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中，将干涉司法活动的行为列为违纪行为，视情节，给予一定的纪律处分。

注释：
①姚建宗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1页。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城市合作银行会计制度》的通知
1997年1月2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中国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
为了规范城市合作银行的会计核算，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我们制定了《城市合作银行会计制度》，现印发给你们，请布置各城市合作银行贯彻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望及时告知我们。
本制度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附件：一、城市合作银行会计制度
二、城市合作银行会计制度—会计科目（略）

附件一：城市合作银行会计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合作银行的会计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法规，结合城市合作银行的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城市合作银行及其所属分支机构办理各项会计事务应遵守本制度。
第三条 城市合作银行会计的主要任务是真实、完整、及时地对全行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以及存款、贷款、结算等金融业务进行核算、反映、管理和监督；向投资人、监管部门提供会计信息。
第四条 城市合作银行的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实行“一级法人、统一核算”的体制。在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原则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第五条 城市合作银行的会计工作，应在行长领导下由会计部门统一负责。
第六条 结算、信贷、储蓄、财务和外汇等业务，可以根据本制度的规定制定相关的会计操作规程和内部管理办法。

第二章 会计核算基本原则
第七条 会计核算以持续、正常的经营活动为前提；在各会计期间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应当一致，不得变更。如确有必要变更，应将变更原因、情况以及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在财务报告中说明。
第八条 会计核算遵循真实性原则。正确使用会计科目，客观反映各项业务，如实编制会计报表；不得伪造篡改会计凭证、帐簿，不准在本制度规定之外另设会计帐册。
第九条 会计核算应遵循及时性原则。会计凭证的传递、款项的划转不得积压和延误，所有帐务必须当日结平。
第十条 会计核算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凡应属本期的收入和支出，不论款项是否在本期收付，都应作为本期的收入和支出入帐；凡是不属于本期的收入和支出，即使款项已在本期收付，也不应作为本期的收入和支出处理。
第十一条 会计核算应遵循谨慎性原则，合理地确认和核算可能发生的费用和损失。
第十二条 各项财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物价变动时，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不得调整其帐面价值。

第三章 会计核算基本规定
第十三条 会计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第十四条 会计记帐采用借贷记帐法。以会计科目为主体，以“借”、“贷”为记帐符号，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第十五条 人民币业务的会计核算以“元”为记帐单位，元以下计至分，分以下四舍五入，元以上逗点计数采用三分位制。
第十六条 外汇业务的核算实行分帐制，以原币记帐，以其主币单位为记帐单位，个位以下视辅币进位而定。
第十七条 凭证、单据、帐折的各种代用符号为：“第”号为“＃”，“每个”为“＠”，人民币元符号为“＄”，年、月、日简写顺序应自左而右“年／月／日”，年利率简写为“年％”，月利率简写为“月‰”，日利率简写为“日千分之”，外币符号从国际惯例。
第十八条 会计核算必须换人复核，实行钱帐分管，有帐有据，当时记帐，当日结帐，总分核对，内外对帐。帐帐、帐款、帐据、帐实、帐表、内外帐务必须全部相符。
第十九条 现金收入，先收款后记帐；现金支出，先记帐后付款；转帐业务，先记借后记贷，先记帐后签回单；代收他行票据，收妥进帐。

第四章 会计科目
第二十条 城市合作银行应按本制度的规定设置和使用会计科目，也可根据业务核算与内部管理的需要设置明细科目。
第二十一条 会计科目包括表内科目、表外科目和备忘科目。
表内科目分为资产类、负债类、资产负债共同类、所有者权益类和损益类，各科目按分类编制科目代号。
表外科目核算或有业务和承诺事项。
备忘科目核算有价单证、重要空白凭证等需要在表外进行控制的事项。
第二十二条 会计科目修改变更时应填制传票，通过分录结转；或采用结转对照表方式办理新旧科目结转。

第五章 会计凭证
第二十三条 会计凭证（也称传票）一般采用单式凭证，如有特殊需要，也可采用复式凭证。
第二十四条 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帐凭证。记帐凭证又分为基本凭证和特定凭证。
基本凭证是指现金收入传票、现金付出传票、转帐借方传票、转帐贷方传票、特种转帐借方传票、特种转帐贷方传票、表外（备忘）科目收入传票、表外（备忘）科目付出传票。
特定凭证是指根据某项经济业务的特殊需要而制定的具有专门用途的凭证。
第二十五条 填制会计凭证必须要素齐全，内容真实，数字准确，字迹清楚。会计凭证的基本要素一般包括：
年、月、日；
收付款人的开户行、户名和帐号；
人民币或外币符号和大小写金额；
款项来源、用途摘要和附件张数；
会计分录和凭证编号；
客户签章；
银行及有关人员印章；
以特定凭证作为记帐凭证时，除填明签发凭证日期外，还需注明记帐日期。
受理会计凭证应按规定进行审核。
第二十六条 凭证的传递必须准确及时，手续严密，办妥交接，先外后内，先急后缓，除特殊规定外，一律由内部人员传递。
第二十七条 会计凭证应按日清分，及时装订。装订的顺序以科目排列先后次序为准，科目下按现付、现收、转帐借方、转帐贷方顺序排列，科目日结单装订在各科目传票的前面。

第六章 会计印章
第二十八条 会计印章的种类及使用范围：
业务公章，用于对外的重要单证、有价单证和回单；
现金收讫章，用于现金收入凭证及现金进帐回单；
现金付讫章，用于现金付款凭证；
转讫章，用于已转帐的转帐凭证及其他会计凭证等；
联行（通汇）专用章，用于签发联行（通汇）往来凭证、查询查复、联行（通汇）往帐、来帐报告表及联行划转清单；
结算专用章，用于签发结算凭证及有关查询、查复书等；
汇票专用章，用于签发银行汇票，承兑商业汇票；
同城票据交换章，用于银行间提出票据进行的票据交换代收、代付业务；
个人名单，用于已经办理和记载的各种单证、凭证、帐簿和报表等。
会计印章应严格按规定的范围使用。
第二十九条 会计印章，除个人名章外均应冠以行名，除按有关规定由人民银行统一监制外，其他均由各行自行刻制。
第三十条 会计印章应由专人保管和使用，并设立“会计印章保管、使用登记簿”，记载印章启用和停用日期、保管人员的更换等事项。
第三十一条 各种印章的掌管人应经会计主管指定，重要会计印章由会计主管掌管，掌管人员调换时，要办理交接手续。重要印章的使用人员临时离岗时应妥善收管。

第七章 帐务组织
第三十二条 帐务组织分为明细核算和综合核算。明细核算由各种分户帐、现金收入（付出）日记簿、登记簿、余额表组成；综合核算由科目日结单、总帐、日计表组成。二者应相互核对，数字相符。
第三十三条 分户帐除有关业务规定的专用格式外，分为分户式帐页和销帐式帐页。销帐式帐页适用于逐笔销帐业务。
第三十四条 登记簿（卡）是为了适应某些业务需要，起备忘、控制和管理作用而分户设置的辅助性帐簿帐卡。
第三十五条 现金收入（付出）日记簿是记载和控制现金收付数字的逐笔、序时帐簿，也是现金收、付的明细记录。
第三十六条 余额表分为计息余额表和一般余额表，是核对总帐、分户帐余额和计息的重要工具，每日营业终了根据分户帐的最后余额逐户抄列。
第三十七条 科目日结单是监督明细帐户发生额，轧平当天帐务的重要工具。每日营业终了，根据同一科目的传票，分别现金、转帐的借方、贷方各自相加填记。“现金”科目的日结单，根据各科目的现金借方和贷方数各自相加，反方填记。全部科目日结单相加的借、贷方合计数必须相等。
第三十八条 总帐按科目设置。每日根据科目日结单借、贷方发生额合计数分别填记，并结出余额。
第三十九条 日计表各科目当日发生额和余额，根据总帐各科目当日发生额和余额填记，借、贷方发生额和借、贷方余额的合计数必须各自平衡。

第八章 记帐规则
第四十条 帐簿应根据合法有效凭证序时登记，逐次结计余额，并做到内容完整，数字准确，摘要简明，字迹清晰。登记帐簿必须使用蓝黑、碳素墨水钢笔书写，复写帐页应使用双面复写纸，蓝、黑色圆珠笔书写。
第四十一条 对同一帐户中发生的多笔同一业务，审核无误后，可根据业务需要编制汇总传票记帐。
第四十二条 记帐时发现凭证内容不全或有错误时，应交由制票人更正、补充或更换，并加盖名章后再行记帐。凭证金额错误应更换凭证。
第四十三条 帐簿上的一切记载不得涂改、挖补、刀刮、皮擦，禁止使用涂改液销蚀，不得用复印帐页替代原始帐页。

第九章 帐务核对
第四十四条 帐务核对包括每日核对与定期核对或不定期核对。
第四十五条 每日核对的内容包括：
（一）总帐的发生额、余额与该科目下各分户帐发生额、余额合计数核对；
（二）总帐各科目发生额、余额与日计表各科目的发生额、余额进行核对；
（三）现金库存登记簿的库存数应与实际库存现金和现金科目总帐余额核对相符；
（四）余额表上各户余额加计总数应与该科目总帐余额核对相符；
（五）备忘科目余额应与有关登记簿核对相符，其中重要空白凭证、有价单证应核对当天领入、使用、出售及库存数。
第四十六条 定期或不定期核对的内容包括：
（一）各种卡片帐每月与该科目总帐或有关登记簿核对相符；
（二）使用销帐式帐页记帐的帐户，应按旬加计未销帐的各笔金额总数，与该科目总帐的余额核对相符；
（三）余额表上的计息积数应按旬、月与各该科目总帐的累计积数核对相符；
（四）贷款借据应按月与该科目分户帐核对相符；
（五）应定期或不定期（至少半年）发送余额对帐单对外核对帐务；
（六）满页分户帐页应及时发送，核对帐务。

第十章 帐簿结转
第四十七条 明细帐帐页记满结转下页。计算机记帐满页，打印结转。
年度终了结转时，各种帐簿除规定可以继续延用的外，均应更换新帐页。
帐页结转下页时，应在原帐页最后一行摘要栏填写“过次页”字样，在新帐页第一行摘要栏内填写“承前页”字样；年度结转时，应在旧帐页最后一行摘要栏加盖“结转下年”戳记，在新帐页首行摘要栏加盖“上年结转”戳记。
第四十八条 总帐按月结转新帐。计算机记帐，按月打印总帐结转。
第四十九条 总帐应每月装订，各种分户帐、登记簿等可根据数量按月、季或年装订。各种帐簿的装订顺序按科目、帐号排列。装订成册的帐页，要填写“帐首”和“帐页目录”。

第十一章 利息计算
第五十条 利率分为年利率、月利率、日利率。换算关系为：
年利率÷12＝月利率
月利率÷30＝日利率
年利率÷360＝日利率
第五十一条 存、贷款等按年计息的，每年12月20日为结息日；按季计息的，每季末月的20日为结息日：活期储蓄存款，6月30日为结息日；利随本清的，存、贷款到期日为结息日。
第五十二条 计息方式有两种：以余额表或分户帐积数计息，或逐笔以本金计息。可根据业务需要选择，但不得中间变更。
以积数计息的帐户计算天数时，应从存入、贷出的当日算起，至取出、归还的上一日止。储蓄业务从储蓄管理规定。
以本金计息的帐户满年的按年计算，满月的按月计算。若化为天数计算，则整年的按360天，整月的按30天计算，零头天数按实际天数计算。
第五十三条 定期存款到期为例假日，如在例假日前一天支取，应扣除到期日与支取日之间天数（算头不算尾，下同）的利息；例假日后支取，视为过期支取计算利息。贷款到期为例假日，在例假日前一日归还，扣除到期日与归还日之间天数的利息，例假日次日归还，加收到期日与归还日之间天数的利息，但不按逾期利率计算。

第十二章 错帐更正
第五十四条 当日发现差错时，应用如下方法更正：
（一）帐簿上金额写错时，应用一道红线将全行数字划销，将正确金额填写在划销金额上面，并由记帐员在红线左端盖章证明；文字写错，只须将错字用红线划销更正，如果划错红线，应在红线两端用红色墨水划“×”销去，并由经办员在右端盖章证明。
（二）使用计算机记帐发生的错误时，应通过逻辑程序进行删除，办理冲正。
第五十五条 隔日发现差错时，应用如下方法更正：
（一）记帐串户，应填制同方向红、蓝字借（贷）方冲正凭证办理冲正；
（二）凭证金额或科目、帐户填错，应填制红字借、贷方凭证将原错误金额全数冲销，再按正确内容重新填制蓝字借、贷方凭证补记入帐。
第五十六条 本年度发现上年度错帐，应填制蓝字反方向凭证冲正，不得更改决算表。
第五十七条 凡错帐冲正影响利息计算，应计算应加应减积数。
第五十八条 冲正错帐必须在原凭证、冲正传票和帐簿上写明错帐及冲正日期和原因，冲正传票须经会计主管人员审核盖章后办理。

第十三章 会计报表
第五十九条 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和利润分配表、业务状况报告表（日计表、月计表、半年报与年度报表）等；有关报表格式见《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第六十条 各种会计报表的编制必须正确、真实、完整、及时，并经会计主管人员审核；向外报送的会计报表应加盖行章。
第六十一条 会计报表应定期装订。日计表按月装订，其他会计报表按年装订。

第十四章 年度决算
第六十二条 每年12月30日办理年度决算，如遇例期日，仍以该日为年度决算日。
第六十三条 年度决算应在行长领导下，以会计部门为主，其他有关部门协助进行。
第六十四条 在年度决算前应做好清理资金、盘点财产、核实帐务、核实损益工作，并根据各科目总帐编制试算平衡表。
第六十五条 年度决算日应将当天帐务全部处理完毕并进行全面核对后，将损益类科目各帐户最后余额转入本年利润。
第六十六条 年度决算完毕，应编制、审核和汇总决算报表，编写决算说明书。
第六十七条 外汇业务在年度决算会计报表中应按决算日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反映。各币种的决算表折合为人民币汇总后，再按决算日汇率折成美元，编制汇总的美元决算表。

第十五章 财务管理
第六十八条 城市合作银行的财务管理工作应遵守《企业财务通则》、《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等规章制度，严格进行财务管理。要在有效地筹集和运用资金、增收节支、改善经营管理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益并依法缴纳国家税收。
第六十九条 城市合作银行应按“一级法人、统一核算”的原则确立财务管理体制。
第七十条 各行的会计部门是财务管理的主管部门，其主要任务是制订和考核各项财务指标，管理本行的收入、成本和费用，管理内部资金和营运资金，监督各项财产的购建、保管和使用、处置，以及缴纳税金和利润分配等。
第七十一条 要认真做好财务管理的基础工作，做到原始记录准确、完整；要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内部各单位的经济核算；要加强财务监督，定期不定期地进行财产清查和财务检查。
第七十二条 各行应定期向国家税务机关以及有关主管部门提供财务报告，并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总结、评价、考核、预测。

第十六章 会计电算化管理
第七十三条 会计软件的开发、应用必须符合会计基本制度。
第七十四条 必须由会计主管人员专人负责，组织电子计算机处理会计业务的各项工作。
输入计算机的开销户、冲帐、调整计息积数、调整利率、修改客户密码、取消挂失、冻结、解冻等会计业务，必须根据主管人员签章的书面通知办理。
第七十五条 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权限进行操作。计算机操作人员分为：系统管理员、一般操作人员、复核人员。
系统管理人员维护系统正常运行，有权检查各终端机的状态，但不得处理任何具体业务；一般操作人员根据有效凭证或文件输入业务数据；复核人员复核操作业务并负责帐务核对。
第七十六条 系统要具有不同级别的保密设置。操作人员使用的个人密码要经常强制更换，防止失密。
第七十七条 计算机应每日打印输出科目日结单、运行日志（或存储软盘）、日计表、以及冲帐、删帐、调整积数清单等数据信息文件。
第七十八条 所有文件均应备份，由专人管理，移地妥善保管。

第十七章 会计分析
第七十九条 各行应在进行日常会计核算以及办理年度决算的基础上开展会计分析。
第八十条 会计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以及收入、成本、费用的结构及其变化情况；资金状况和资产质量，支付与清算业务状况；会计核算方式和会计内部管理以及其他对本行有较大影响的情况。
第八十一条 应系统积累数据资料，积极应用电子手段建立会计分析数据库。
第八十二条 各行要建立会计分析报告制度，定期进行全面或专题的会计分析，为本行经营决策提供依据。

第十二章 会计监督与检查
第八十三条 会计监督分为事中和事后监督，各监督环节应设置相应岗位，配备必需人员。
第八十四条 应根据业务核算分工和劳动组织，设立专职或兼职复核员，全面监督业务核算过程。
第八十五条 各行应根据需要配备专职或兼职会计检查辅导员，定期、不定期地进行会计检查。
第八十六条 会计检查工作要以各项政策、法规、制度和业务操作规程为依据，检查制度执行情况，解决和处理存在的问题，提高核算质量和管理水平。

第十九章 会计档案
第八十七条 计算机打印输出和手工核算形成的会计数据信息、凭证、帐表文件均为有效文件，作为会计档案妥善保管。
第八十八条 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保管和定期保管两类。具体规定如下：
（一）永久保管的会计档案：
1．年终决算报表；
2．实收资本帐、拨入资金帐、公积金帐；
3．客户挂失申请书、挂失登记簿和补发的凭证收据；
4．会计档案保管登记簿及会计档案销毁清册；
5．机构裁撤、合并、分设交接清册；
6．存、贷款开销户登记簿；
7．其他；
（二）保管期15年的会计档案：
1．凭证及附件；
2．总帐和明细分类核算的各种帐簿、卡；
3．会计主管人员移交清册；
4．其他。
（三）保管期5年的会计档案：
1．日计表；
2．余额表；
3．月计表、季度报表和半年报；
4．计算机运行日志；
5．其他。
第八十九条 装订成册的凭证、帐簿、报表应加贴封面、封底，在绳结处用纸条加封，由装订人员和会计主管人员在加封处盖章，并及时登记“会计档案保管登记簿”。
第九十条 严格执行安全和保密制度，做到妥善保管，存放有序，查找方便。
第九十一条 会计档案不得外借，不得随意拆封。银行内部调阅会计档案，应由会计主管人员批准，并指定专人协同查阅。司法部门及由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部门因特殊需要查阅会计档案时，须持有县以上主管部门的正式公函，经行长批准，并指定专人负责陪同查阅。
第九十二条 会计档案保管期满需要销毁时，应由会计部门鉴定，行长审查报上级行批准，指定专人监销。

第二十章 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
第九十三条 各行的会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的会计工作。
第九十四条 会计部门应负责综合核算，并通过综合核算统驭全行的会计核算。
第九十五条 会计人员要按工作需要合理配备，杜绝空岗现象。
第九十六条 会计人员应力求稳定。会计主管人员的任免、调动，须经上一级行会计部门的同意。一般会计人员的调动，须经本单位会计主管的同意。
第九十七条 会计人员必须持会计证上岗并实行岗位培训。会计人员工作岗位要有步骤地进行轮换。
第九十八条 会计人员因工作调动或其他原因离职时，必须办理交接手续。会计主管人员调动，应由行长或其指定人员监交；一般会计人员调动，应由会计主管人员或其指定人员监交。监交人员对交接工作负全面责任。

第二十章 附则
第九十九条 本制度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解释和修订。
第一ＯＯ条 本制度自1997年1月1日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