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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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政府
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2005.01.06 赣州市人民政府
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赣市府发[2005]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市属、驻市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和全国、全省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我市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步伐，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特作出如下决定：
一、充分认识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明确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任务
1、职业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面对实现江西在中部崛起的新形势，要实施“对接长珠闽，建设新赣州”的战略，加快我市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各县（市、区）、各部门务必从现代化建设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确立职业教育在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采取切实措施，加快职业教育的发展步伐。
2、到2007年，我市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任务是：
——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发挥驻市普通高校优势，积极参与当地职教师资培训，支持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和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的发展。整合市属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资源组建赣州职业技术学院，在校生规模达到2万人；以赣州高级技工学校为基础，申办赣州技师学院，在校生规模达到1万人。继续扩大中等职校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规模。
——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达8万人，其中民办职业教育机构在校生规模达到2万人以上。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达4：6。实施“1810”工程，即：每县（市、区）重点建设1所在校生规模2000人以上的示范性中等职校或职教中心，重点建设18个骨干专业和10个职业技术实验实习培训基地。
——广泛开展各级各类职业培训。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和城市公民职业化工程，每年培训农村新增和剩余劳动力40万人次，培训城镇公民8万人次；未升学的城乡初、高中毕业生90%以上接受职业培训。
二、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3、改革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建立并逐步完善政府主导、分级管理、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新体制。
各级政府建立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每年二次以上研究职业教育工作的重大部署和政策措施。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职业教育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劳动保障、人事、编制、财政、物价、农业、科技、经贸委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职业教育的有关工作。各有关部门要整合和利用现有的各类职业教育资源，打破部门界限和学校类型界限，积极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优化职业学校布局结构，提高办学效益。
4、改革职业教育办学体制。认真落实《职业教育法》规定的政府及社会各方面举办职业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形成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部门和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
各县（市、区）政府要集中力量办好一所起骨干示范作用的职业学校或职教中心，努力把它办成当地实用技术人才培养的基地、就业和再就业的培训基地、劳务输出的基地和先进实用技术推广应用的基地。
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本行业、企业职业教育和职工培训的组织、协调和指导，继续办好现有的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行业和企业要与职业学校加强合作，实行多种形式联合办学，积极为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提供兼职教师、实习场所和设备，为学生实习提供必要的条件。鼓励行业和企业在职业学校建立研究开发机构和实验中心，依托职业学校开发新工艺、新技术。
积极发展民办职业教育。认真贯彻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放开培训市场，鼓励和支持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经批准的民办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享有与公办学校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允许民办职业学校向公办学校聘用教师，被聘用的公办教师的身份不变。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采取优先出租闲置的国有、集体资产等措施，对民办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予以扶持。简化民办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审批程序，凡具备一定的开办经费、有符合办学规模需要的教学、生活场所和师资、设备条件的单位、个人，均可依法申请举办职业教育机构并可在规定期限内获批准。经县（市、区）教育或劳动行政部门同意，允许投资者先试办，条件具备后再按规定分级审批。公办职业学校、国有企业所属职业学校及政府新建的职业学校经批准可以引入民办机制，探索“公有民办”、“民办公助”、“股份制”等办学形式，采取新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发展职业教育。
5、扩大职业教育机构办学自主权，增强其自主办学和自主发展的能力。要依法保障职业学校在专业设置、招生、学籍管理、教师聘用及经费使用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允许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实行春秋两季招生，并积极推行历届初中毕业生和普通高中生凭证注册入学制度。允许公办职业学校编制总额包干，可以根据专业需要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教师。
6、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加强农村职业教育。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的意见》，各县（市、区）要根据现代农业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继续推进“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工作。农村职业学校要加强与企业、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单位的合作，发挥专业优势，实行学校、公司、农户相结合，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积极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大力开展进城务工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把农村职业学校办成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培训与推广、劳动力转移培训和扶贫开发服务的基地。加强农村中学职业教育渗透，开设一至两门实用技术课，继续开展“绿色证书”培训制度，对未能升学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其在二、三产业就业能力，并为农村培养一大批科技示范户和致富带头人。
7、实施城市公民职业化工程，加强城市职工职业技能培训。由劳动保障部门牵头，各街道、各社区组织开展岗位技能培训、转岗培训、创业培训等就业和再就业训练。通过实施城市公民职业化工程，提高城市公民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和创业能力，提高下岗失业人员转岗就业的能力。
三、加大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以最优惠的政策支持和扶持职业教育的发展
8、加大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市、县（市、区）两级政府用于职业教育的财政性经费应逐步增长，要确保公办职业学校教师工资按时发放，城市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每年不低于20%，主要用于职业学校更新实验实习设备和改善办学条件。市财政每年单列职业教育专项经费，并逐年增加，各县（市、区）政府也要单列职业教育专项经费。农村成人教育经费按年人均0.2元由县（市、区）政府统筹安排，专项用于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各级政府在安排使用农村科技开发经费、技术推广经费和扶贫资金时，要有一定比例用于农村劳动力培训。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有一部分用于农村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建设。
各类企业要按《职业教育法》的规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提取职业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要保证经费专项用于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教育和培训，严禁挪作他用。企业技术改造和项目引进，都应按规定比例安排资金用于职工技术培训，对不按规定实施职工职业教育和培训，经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企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收取其应当承担的职业教育经费，用于本地区的职业教育。
要切实解决我市职业教育机构办学的实际问题，凡县（市、区）职校校园面积、校舍面积、实验实习基地未达到省示范校标准的，要列入建设计划，并在规划年限内达标。
9、积极运用金融、税收以及社会捐助等手段支持职业教育发展。金融机构在严格遵守国家信贷政策和有关法规的基础上，应对职业学校基本建设、购置教学设备和发展校办产业给予大力的信贷支持，并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接受职业教育提供助学贷款。有条件的县（市、区）可以采取财政贴息贷款方式支持学校贷款。启动优质职业学校利用信贷扩充工程。认真执行国家对教育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职业学校办好实习基地、发展校办产业和开展社会有偿服务，增强职业学校自我发展能力。鼓励支持社会各界和公民个人对职业教育提供资助和捐赠。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职业教育的捐赠，可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工商、税务部门要依据有关法律给予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减免税费政策。各类职业学校新建和扩建校园、校舍享受义务教育学校土地征用和有关报建规费减免政策，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办理相关手续上要从速办理。
加强职业教育收费管理，职业学校应按规定审批（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取费用，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并按预算外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实行财政专户管理，纳入单位财务收支计划，统一核算，并接受教育、物价、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财政部门要确保全额返还职业学校，不得冲抵财政拨款，任何部门不得截留或挪用。严禁向职业学校乱收费、乱摊派。要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和审计制度，提高职业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
四、加大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力度，提高教育质量
10、职业教育必须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传授职业知识，培养职业技能，进行职业指导，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
11、以实施职业技能训练为重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职业学校要重点强化职业技能教学，理论教学与实验实习时间原则上按照一比一的要求配置；学校的建筑设施，要基本按照一间教室配一间实验实习操作室的要求建设。要加强对学生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基本文化知识教育、职业能力教育和身心健康教育。
12、以就业为导向，深化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模式。职业学校要适应我市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就业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大力实施制造业和现代职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训计划。要开发和编写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课程和教材。要选择一批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的专业进行重点建设。要改革教学管理制度，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培训项目和学习者的需要，采取灵活的学制和学习方式，逐步实行学分制等弹性学习制度，为受教育者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创造条件。
建立职业学校人力资源开发信息网络，及时沟通学校与用人单位的联系，使学校按市场需求定向培养，实行“订单培养”，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
13、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开展以骨干教师为重点的全员培训，有计划地选派教师到专业对口的企业和科研院所学习进修，提高教师掌握使用高新技术和新工艺的能力，提高教师职业道德和教学水平，培养一批高水平的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有计划地提高教师学历层次，鼓励教师在职学习。加强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工作，实行校长持证上岗制度。鼓励企事业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特殊技能人员到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担任专、兼职教师，逐步提高“双师型”教师的比例。到2007年，全市中等职业学校80%以上的专任教师达到本科以上学历，“双师型”教师占专业教师的比例达到50%以上，60%以上的实习指导教师具有技师职业资格。
14、深化公办职业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编制总额包干，定编不定人，全面推行聘用（聘任）制度，坚持按需设岗，实行竞争上岗，择优聘用，完善考核制度，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根据职业教育特点，建立和完善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办法，专业实践性较强的专业教师，可按照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条例的规定，再评聘第二个专业技术职务（或任职资格），促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五、严格实施就业准入制度，加强职业教育与劳动就业联系
15、执行“先培训后就业”制度，严格执行就业准入制度。各级政府要督促未受过职业教育的公民接受职业教育。用人单位招收、录用职工，属于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控制的职业（工种），必须从取得相应学历证书或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并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属于一般职业（工种），必须从取得相应的职业学校学历证书、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中优先录用。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也必须接受相关职业教育和培训。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大技术工种持证上岗检查专项整治工作力度，加强对就业准入制度执行的监督管理，并依法查处违反规定、随意招收未经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人员就业的行为。
16、完善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职业学校毕业生申请与所学专业相关的中级及以下职业技能鉴定时，只进行操作技能考核。高等职业学院，省级以上重点职校及部分教学质量高、社会声誉好的中等职业学校开设的主体专业，经劳动保障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认定，其毕业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可视同职业技能鉴定合格，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经人事、教育行政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职业学校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不受工作年限的限制，可直接申请参加专业技术从业资格考试，并免试部分科目。各级劳动保障、人事和相关部门要统筹规划，发挥职业学校的优势，优先在具备条件的职业学校设立职业技能鉴定站或职业资格考试机构。
17、加强就业指导和服务，拓宽就业渠道。大力开展就业指导和创业教育，引导学生转变就业观念，树立自主择业、自主创业意识。发挥市职业教育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和各职业学校就业办的主渠道作用，搞好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推荐工作，帮助并鼓励毕（结）业生到我市的工业园区就业，鼓励职业学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小城镇、农村就业或创业。工商、税务部门要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实有关优惠政策，支持毕（结）业生自主创业或从事个体经营，金融机构要为符合贷款条件的提供贷款。
六、切实加强对职业教育的领导，推动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18、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把职业教育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列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帮助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调动和保护社会各个方面兴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行业、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和人民团体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作用。要加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健全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机构，为职业教育宏观决策和职业学校改革与发展服务。
19、加强职业教育法制建设，建立督导评估机制。认真贯彻实施国家有关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依法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管理，规范职业教育秩序，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各级政府要建立职业教育信息发布、督导检查制度，加强和改进对职业教育的评估。市级教育和劳动保障部门每年都要对各县（市、区）教育和劳动保障部门的职业教育工作进行量化考核。
20、营造有利于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社会氛围。新闻媒体要大力宣传《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大力宣传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大力宣传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各条战线创业、立业的先进典型，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价值观。要不断提高生产、服务一线高素质劳动者的待遇。要积极开展各种职业技能、技术竞赛活动，树立典型，表彰在职业教育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在全社会形成重视、支持职业教育的浓厚氛围。
二ＯＯ五年元月六日
关于印发《关于购房职工调整住房等有关问题的试行规定》的通知
北京房改办
关于印发《关于购房职工调整住房等有关问题的试行规定》的通知
（95）京房改办字第056号
各区县政府房改办、房地局、市政府各委、办、局房改办、各市属机构房改办，中央在京各部门、各单位房改办：
现将《关于购房职工调整住房等有有关问题的试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将执行中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我们。
1995年7月17日
关于购房职工调整住房等有关问题的试行规定
根据京政发[1994]71号、[1992]35号文件的规定，现对1993年以前已按标准价给优惠办法购房的职工（以下简称购房职工）调整其所购住房、改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房及建立住房公积金等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购房职工应按照单位调整住房，并购买新分配住房的，依下列办法：
1、购房职工按照单位调整住房时的售房办法，将原购住房和新购住房分别计价，结清房价款及公共维修基金。
2、原购住房按下列公式计价：
房价款=[标准价X（1-年工龄折扣率X65）X（1+调节系数之和）X（建筑面积+阳台面积X系数）+装修设备价]X（1-已竣工年限X1%）
3、在计算新房价款时，夫妇工龄和不足65年的，按65年计；超过65年的，按实际工龄和计。
4、职工购买新分配住房，视同第一次购买住房的，免征契税，自住期间免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5、职工因调整住房出售原购住房和购买新分配住房，均须按房改和房屋交易管理有关规定办理买卖手续。
6、职工购买新分配住房后，应按新规定建立公共维修基金。
7、购买新分配住房的职工及其配偶仍不建立住房公积金。
二、购房职工按单位规定调整住房后，改成租住新分配住房的，可由原售房单位对其原付房价款酌情给予补偿，并在扣除期间内的房租后退还本人，具体办法由各单位规定。同时，原售房单位和购房职工按原成交价到房屋交易管理部门办理买卖手续。原购房职工及其配偶自租住新分配住房之月起建立住房公积金。
三、按京政发[1994]71号文件规定，职工自愿改按成本价购房的，按成本价与标准价高限之间的差额补交房价款。具体计算公式为：
补交房价款=（成本价-标准价高限）X（1+调节系数之和）X（建筑面积+阳台面积X系数）X（1-已竣工年限X2%）
补交房价款后，原购房职工按购买成本价房的规定改办产权登记手续。原购房职工及其配偶仍不建立住房公积金。
四、购房职工要求建立住房公积金的，应补交标准价或成本价与原购房价差额。具体计算公式为：
标准价补交房价款-=标准价X年工龄折扣率X（65-购房以前夫妇工龄和）X（1+调节系数之和）X（建筑面积+阳台面积X系数）（1-已竣工年限X1.5%）
成本价补交房价款=标准价补交房价款+补交房价款
购房职工及其配偶自补交房价款之月起建立住房公积金，并按相应的价格规定改办产权登记手续。
五、本规定三、四条计算公式中，价格是指职工补交房价款时，全市公布的成本价、标准价高限和售房单位公布的标准价：调节系数按京房改字[1994]第578号文件执行。
六、购房以前夫妇工龄和超过65年的职工，可按所在单位规定建立住房公积金。该职工可凭售房单位出具的证明，按购买成本价房的规定改办产权登记手续。
七、职工与单位签订购房合同到房屋交易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后，在房屋产权证领取前放弃购房的，由违约方按买卖双方约定或按实际发生工作量交纳手续费。
八、职工所购住房发生继承、析产、拆迁作价时，其所购住房价值比照届时房改售房的规定确定。
九、职工所购住房可依法进入市场出售或出租，本人住用的时间自售房单位规定的购房人首次付款之日起计算。
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论民事调解案件的再审与再审事由的确定
王丹、肖文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一大特色。在纠纷的彻底解决和当事人关系的修复上，调解比裁决（包括判决和裁定，下同）具有更大的优势。调解既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优良传统，也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根据《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的规定，调解的基本原则是“自愿合法”，自愿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当事人自主、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当事人受到胁迫、欺诈致使其调解意愿的背离，当事人恶意串通导致调解协议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调解协议内容违法民事法律或政策规定等情况的存在，使调解结果不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对此只能通过再审程序进行纠正。
一、民事调解案件再审的启动
1、启动主体
从民诉法规定本身来看，只有当事人有权对调解案件申请再审（第182条），通过院长审判监督程序、上级法院提审或指令、检察机关抗诉进入再审的途径只是针对裁决而言的（第177、187条）。
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司法解释，对调解案件的再审启动主体范围进行了扩大。《法院调解案件再审的批复》中规定，“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精神，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据此，做出调解的法院及其上级法院均有权对调解案件主动提起再审。
再审程序是法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有重大瑕疵的判决进行再次审理的一种非常途径。其“非常程序”属性，是就其与普通救济程序的区别而言的，因为再审程序只能用于例外情况的救济，而不能像普通救济程序那样被频繁启用。民事再审事由就是指能够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法定理由。可以说，民事再审事由是控制再审程序启动的一项最重要的措施。再审程序，是为了纠正生效裁判中的错误而对案件再次进行审理的程序。再审程序的审理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正在执行和已经执行完毕的裁判，其目的就在于纠正生效裁判中的严重错误，保障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如果说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再审程序就是司法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再审程序作为一个非正常的审级程序，其性质不同于一审和二审程序。
当事人向法院起诉，法律并未规定需要具备何种具体的事由，只要符合起诉条件即可，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并不做实质性审查，而如果当事人对一审裁判不服只要在法定期限内上诉就能启动二审程序。但再审程序的启动则有所不同，由于民事再审程序会打破既定的终审判决的形式上的确定力和既判力双层保护，动摇法律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故必须对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加以严格的限制。通过立法将民事再审事由法定化，目的是为了实现纠正错误裁判与保持生效裁判稳定性之间的平衡关系。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调解书提出抗诉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4号）以民诉法没有规定检察院可以对调解书提出抗诉为由，规定对调解书提出的抗诉不予受理。对此，如果单纯从民诉法的规定出发，此批复尚无不妥，因为诉讼程序中司法机关的权力范围应当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法无授权则禁止。但是如果对比上一个批复的规定来说，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个原则，有“区别待遇”之嫌，因为民诉法也没有规定、或者可以从条文中推论出法院有权主动对调解案件予以再审的权力，最高法院越司法解释权限而扩大了自身的法定权力范围，同时相对而言又不对等地限制了检察院的权力，因此该规定在实践中屡有争议。
案外人有权对调解案件申请再审。《审监程序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案外人对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可以申请再审。 综上，与裁决案件相比，调解案件再审的启动主体缺少检察院。当事人具有申请权是其权利使然。调解协议侵犯案外人合法权益时，在其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情况下，赋予案外人再审申请权予以救济也属应当。在当事人和案外人申请权存在的情况下，赋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权更强调的应当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考量（《审监程序的解释》第30条）。但是基于同样的出发点，承认检察院对调解案件的抗诉权则更有利于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保护，因为一方面存在法院自我纠错的惰性，另一方面这也是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职能发挥的题中之义。
2、启动事由
启动事由是指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存在何种缺陷时可以对之立案再审。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调解案件再审的启动事由针对启动主体的不同而有区别。
民诉法第182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违反自愿原则是指当事人的调解意愿是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违反自愿原则，不仅仅是在受到对方当事人胁迫、欺诈做出的意思表示，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存在法院为调解而调解现象，法官“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诱促调”等方式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这些强迫调解和变相强迫调解的做法，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违背了调解制度应有的本质。调解的权利基础是当事人的处分权，即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予以自主地变更、转让、放弃的权利，但是处分权的内容和行使方式都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法律禁止之处则无权利。调解协议内容若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则当事人通过调解处分和取得的权利都不具备正当性基础。
法院对民事调解案件启动再审的事由存在变化。《法院调解案件再审的批复》规定调解书确有错误又必须再审的，法院可以再审。从调解案件再审的实践看，只要不是违反自愿原则的调解，当事人提起再审申请的案件很少，这是因为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中处分主要是其切身的实体权利，正常情况下基于错误的判断而导致调解协议侵犯其自身合法权益的情况非常少见。该批复主要针对的应当是调解协议侵犯了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案外人没有权利申请再审（包括裁决和调解），此时若不赋予法院主动依职权启动再审的权力，则违法的调解协议无法予以撤销，相关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地保护。2008年制定的《审监程序的解释》第三十条对此则予以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原判决、裁定、调解协议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等确有错误情形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提起再审”。因此，法院在对调解案件启动再审时，应当严格将启动事由限制在此解释规定之内，尽量避免扩大化的倾向。因为调解协议是当事人行使诉权和处分实体权利的结果，在当事人自己没有异议时，只要调解协议不存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法院就不应当主动审查是否违反自愿合法原则，否则将侵犯当事人诉权，违背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
案外人申请再审是《审监程序的解释》增加的情形。该解释第五条规定案外人对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有权申请再审。鉴于民事诉讼中法院角色的被动性，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一般情况下都会予以审查，有时这会导致当事人恶意串通，虚构事实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出现，而案外人没有参加诉讼，不可能对此提出异议，法院亦缺乏审查的主动性，因此赋予案外人对此类案件的再审申请权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其合法权益的需要，因为相对于法院主动审查启动再审，权利人对自己的权利更敏感，保护也更有效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另一个条件，即无法通过新的诉讼解决争议，如果案外人能够通过另案提起侵权等诉讼对其权益予以救济时，则不应当再通过对调解案件的再审来纠错。
民事再审事由包括实体性再审事由和程序性再审事由。所谓实体性再审事由是指在原审裁判中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和诉讼实体公正性而能够提起再审的错误情形。程序性再审事由是指原审裁判严重违反诉讼程序，损害了当事人的基本程序权益和诉讼程序公正性而能够提起再审的错误情形。
在正常的审级程序中，如果法院做出的生效裁判严重侵犯了当事人合法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诉讼的司法公正难以实现，为了保障司法公正，许多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制度中都设置了再审这一特殊的救济手段。再审程序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根据诉讼法理论，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的内容。再审程序维护司法公正，不仅要求维护裁判实体上的公正，而且需要维护裁判做出过程的程序公正。这就要求我们在适用再审程序纠正案件错误时，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观念，既要纠正案件在认定事实上发生的错误和适用法律上发生的错误，还要纠正案件在作出裁判的过程中的严重程序性违法行为。再审程序启动的前提是裁判存在错误和瑕疵，没有裁判错误和瑕疵就无须启动再审程序，而民事再审事由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钥匙，是原审裁判中的严重错误和瑕疵的立法集中体现，其构成内容就包括实体和程序这两方面的错误情形，而不能重实体、轻程序，只纠正实体上的错误而无视程序上的瑕疵。程序公正价值的独立性也决定了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应当独立成为再审事由。
3、启动时限
启动时限是指调解书生效后多长时期内可以对其进行再审。和对裁决案件启动再审相同，法律也没有规定法院启动调解案件再审的期限。
民诉法第184条只是规定了当事人对生效裁决申请再审的期限是二年，并没有规定对调解案件申请再审的期限，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运用整体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应当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因为裁决和调解书均是民事诉讼的程序结果，都是审判机关对当事人诉权的回应和实体权利的认定，区别只在于是否体现了当事人的合意。法律规定当事人对生效裁决和调解书不服时的申请再审权都是对其权利的救济，二者并无实质的差别，对该权利的限制也应当是一致的，因此当事人对调解案件申请再审的期限也应是二年。但现行法上缺乏当事人对调解案件申请再审的期限规定的状况应当引起立法者的注意，在对民诉法进行修订时应予以明确规定。
《审监程序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期限是调解书生效后二年，或者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被损害之日其三个月。和当事人申请期限相比，案外人的申请期限则受到了更短的期限限制，最长在调解书生效后二年内申请，如果是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利益为他人的调解协议所侵害时，则只能在三个月内申请。此限制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法院司法文书的公信力和安定性，保护市场交易秩序的目的。
再审程序价值基础对民事再审事由的设置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再审程序的价值基础决定了再审纠错的有限性，即是说，再审程序不可能为所有的司法错误皆提供相应的补救，而只能是有限纠错。民事再审事由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依据，必须以再审程序的价值基础为指导才能得到合理的设置从而保证在司法实践中的良性运作。
再审程序的价值基础主要反映在对程序的公正、效率与安定三种基本价值的选择和平衡上，因为这三大价值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与矛盾。公正价值要求法官应当客观地审理每一个案件，而且不容许发生错判，一旦发现就必须全面地纠正；效率价值要求法官处理案件应当做到速度快、成本低，绝不允许诉讼的反复与拖延；而安定价值则倾向于维护裁判的稳定性，裁判一经生效即使发现疏漏仍不能更改，该价值是既判力的重要内容。再审程序作为一种正常审级程序之外的特殊救济程序，在力图纠正个案裁判的错误和瑕疵，维护司法公正的同时，还必须保障诉讼整体的司法权威，确保程序效率和安定价值的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之间是紧密相连的，没有司法公正为基础的司法权威，是虚假的司法权威，是没有生命力的司法权威。而缺乏司法权威，司法公正也就失去其应有之义。因为过分的追求公正而无视程序的安定，再审很可能出现永无止境的尴尬局面，生效判决会有被随意推翻的可能，那么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就会存在很大的隐患。同时，民事再审程序在追求和实现公正价值时，不能忽视、放弃司法的效率价值，而应当尽可能地追求和实现效率价值。因为徒有公正价值没有效率价值或者不能兼顾效率价值的司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因此，再审程序的构建应当兼顾公正、效率和安定三大价值并且力图协调和平衡三种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再审程序改革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
二、调解案件再审的审理
1、调解案件再审的审级
和上述的启动期限问题一样，民诉法对于调解案件再审的审级没有明确的规定。参照民诉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对裁决再审审级的规定，对调解案件再审的审级也应该予以相同的认定，即再审的审级与做出调解书的审级相同（本院再审），但上级法院提审的再审应按照二审程序审理。
2、调解案件再审的审理范围
根据启动主体的不同，法律对调解案件启动再审的事由也有不同的规定，相应地再审审理范围也应当存在区别。
在法院内部审理过程中存在“立审分离”的机制，再审案件的立案审查和审理分属不同的庭室或合议庭。立案环节主要审查当事人、案外人的申请理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立案条件，调解书是否违反自愿合法原则、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民诉法的相关规定，我国的再审立案审查应当是实质审查，只有经“审查属实”存在违法事由的调解案件才能够立案再审。但是，由于立案环节不会完全按照普通审理程序的要求，给予双方当事人充分的举证、质证、辩论的机会，使其不可能、也无权直接做出确定调解书违法而予以撤销的裁决。在实践中，立案裁定一般只是表述予以立案再审并终止调解书的执行，避免直接对调解书的错误与否做出评判。这就产生了再审审理中应否审理启动事由是否成立的问题，因为区别于对裁决的再审，裁决是法院依据审理查证的事实予以适用法律的结果，在事实和法律适用上均可能存在错误，再审的审理范围主要是审查原审裁决在事实和法律适用上是否正确，正确的予以维持，错误的予以纠正。但调解是在法院还没有对实体纠纷涉及的事实和法律适用予以认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合意的结果，调解案件再审的特殊在于其启动事由可能是脱离于当事人实体纠纷之外的，如违背自愿原则，侵犯国家、公共或他人合法权益，而这些事由有决定着调解是否合法有效，因此，调解案件的再审审理范围应当有两个部分组成：启动事由和实体纠纷。
但是，将启动事由纳入再审审理范围在现行法律规定的范畴内存在一定的冲突，一方面只有确定调解书错误时才能进入再审，那么再行审理启动事由是否成立则属重复审理；另一方面没有先行裁决对立案审查结论予以确认，导致再审又不能回避该问题。其实，不但调解案件如此，裁决案件再审的立案审查和再审审理范围确定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在立审分离的机制中，如何有效地协调再审立案和再审审理的职能分工也是亟待理清的问题。
经审理确认调解书存在错误时，调解书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同时，再审审理仍应当围绕当事人的实体纠纷，按照正常的审判程序进行审理，对此就不在赘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再审中仍然可以遵循自愿合法原则对案件予以调解。
在对调解案件再审的处理上，按照二审程序审理的，可以依据查证的事实直接判决。但如果调解是在一审中做出的，二审法院予以提审的再审案件，则不宜直接判决，因为原审法院并没有针对当事人的诉争予以法律上的判断（裁决），二审直接裁决可能妨碍当事人诉权的完全行使，因此撤销调解书、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更能保护当事人的诉权。
调解由于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司法评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纠纷的解决和社会关系的恢复上继续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于调解案件的再审一定要慎重，无论是立案审查，还是再审审理都要严格掌握，避免对调解案件的宽泛处理而影响这一具有优良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作用的发挥。
三、我国的立法现状
（一）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再审事由的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7年10月28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并已于2008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再审事由的修订可堪称这次民事诉讼法修订的重点和亮点。上述三类再审事由中，法院自行再审的事由并没有任何变动，检察院的抗诉事由与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的事由相统一了，对于统一后的再审事由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部分：
第一，保留原有的民事再审事由。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保留了3项事由：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这些都是对原有法律的继承和沿用。
第二，新增的实体性再审事由。具体包括以下5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变更的。这些事由是关于证据真实性、证据收集、裁判依据方面的规定，都是可能对实体真实性造成影响的情形。
第三，新增的程序性再审事由。具体包括以下6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这些事由都是严重破坏程序正当性的情形，此次修正案将其纳入再审事由充分体现了立法者程序法治意识的增强。
（二）修改后的民事再审事由的突破
本次立法修正，结合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制发展水平等现实国情以及审判实践，针对民事诉讼中容易发生错误的因素与环节，兼顾传统和借鉴各国先进立法体例，遵循宽严适度原则，将应当再审的情形予以列举。从内容上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进步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修改后的再审事由更加强调程序正当性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立法机关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保护和对程序公正的重视。例如，这些新增的程序性事由就着重强调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合法参与权，并且使当事人的辩论权利落到了实处，突显了立法机关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重视。这些程序性事由在内容上是将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相剥离的，即是说只要是违反法定的这些程序，不管是否对实体造成影响都应启动再审，这是对程序正义独立性价值的一种肯定。
第二，进一步细化和补充了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方面的再审事由。这一变化使得再审事由的表述更为科学准确，更便于实践操作，也更有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例如，将原有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事由修正为“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事由, 笔者认为“缺乏”相对于“不足”而言更容易把握一些，因为“不足”的认定标准主观性太强，而“缺乏”则更显客观，这样细化后主观标准变成了客观标准,理解空间被明确限定,败诉的一方当事人援引这些事由申请再审的可能性不是增加了,反而是减少了。
第三，从总体上看，再审事由的认定标准较原来的概括抽象变得更为具体确定。这不仅使得再审事由的涵盖范围发生了由面到点的转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裁判法官和案件当事人对其理解认识上的分歧。从逻辑上分析再审事由的表述越是概括,其涵盖面就越广泛,被纳入再审的案件在数量上就越多；相反,再审事由的表述越是具体清晰,表面上看条款确实更多，这看似是把再审之门推得更开了,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因为再审事由一旦具体确定，之前的很多情形自然就被过滤掉了，实际上是限制了再审的范围。可以说，再审事由表述的概括抽象程度与其涵盖面的范围是成正比的。再审事由认定标准的具体确定使得裁判法官和案件当事人对其理解认识能最大限度地统一，这不仅有利于当事人申请再审，而且明确了人民法院审查立案的标准，缩小裁判法官主观判断任意性的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利用再审事由概括抽象而产生的歧义作为拒绝当事人再审申请的合法托词而对应当再审的案件不予再审的情形，从而更加切实的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
第四，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细化并统一了当事人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事由。虽然，此次修改保留了提起再审程序主体的多元化，但在内容上产生了较大的突破，即在立法上统一了当事人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事由，并且将之前当事人申请再审的5种情形和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4种情形具体化为现在的13种情形，可以说修改后的内容较之以前更为合理明确。这样的修改思路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只有细化再审事由，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边界才能清晰，检察院抗诉的案件范围和法院受理的标准才能确定。也就是说，事由的此般变化不仅便于当事人申请再审以及法院依职权自行再审，同时统一后的再审事由也有利于检察院抗诉，因为，既然当事人申诉时，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法院应当提起再审，那么，当检察院遇有此种情形时，也可以提起抗诉。以往检察机关只能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而不能直接提起抗诉，而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而对于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书却未作此规定，基于此，在司法实践中时常会出现法院针对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书不予理睬和不予回应的情形，这也是引起检法两家矛盾的因素之一，而修改之后将其列入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事由中，至少是在立法上为解决这类问题扫清了障碍。这一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规定，使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力度更加合理。
（三）民事再审事由规定的不足
1、现行立法对新证据的类型未加以任何限制。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并未对民事再审事由全盘更新，仍然保留了其中的部分事由，而保留不变就意味着一些重要的难题仍然存在。其中“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事由就是长期以来备受学者们批驳的一项实体性再审事由。不可否认，新证据很可能决定着一场诉讼的胜负，但是其规定的不合理又很可能使一场诉讼在什么时候能真正停下来成为未知数。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新证据的规定所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
从立法上讲，该项事由的设置本身就不符合举证责任原则和举证时限制度的要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设立了举证时限制度，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材料，将导致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证据规定》也对新证据做出了界定，即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在举证时限过后，仍允许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是对举证时限制度本身的一种特别限制，从诉讼效率及效益原则出发，允许再审提出新证据不能激励当事人在一、二审中积极收集证据，很可能助长当事人进行恶意诉讼，搞证据袭击，因新证据的随时提出而随时启动再审程序，无疑会大大拖延诉讼的进程，导致“诉累”现象的产生，增加法院及当事人为诉讼所支付的成本，这与我国诉讼资源有限的现状是不相适应的。这“实际上是将应当由当事人承担的法律后果转嫁给了审判机关，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举证时限制度的虚设。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案件还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再审案件，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因出现新的证据而引起。而且近年来，此类案件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法院负担也是可想而知的。
2、随着中国法治的不断发展，司法水平也不断提高，立法者也逐步开始认识并接受程序正义独立价值的重要性，并在之后的立法过程中开始强调对程序正义的维护和实现。但在重视程序正义的同时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主要集中在条文表述和解释适用上。就程序性事由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