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宁市中心传统街区骑楼改造建设若干规定》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0 23:27:25 浏览:9876
来源:法律资料网
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宁市中心传统街区骑楼改造建设若干规定》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宁市中心传统街区骑楼改造建设若干规定》的通知
来源：南府办〔2006〕145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直各委、办、局（公司）：
《南宁市中心传统街区骑楼改造建设若干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日
南宁市中心传统街区骑楼改造建设的若干规定
一、为加快南宁市骑楼改造建设工作，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环境，突出地域特点，提升城市品位，树立首府城市新形象，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二、在南宁市中心传统街区范围内，经批准实施的骑楼改造建设项目，适用本规定。
南宁市中心传统街区是指兴宁路、解放路、中山路等市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及周边片区，具体以市规划部门确定的总体规划范围为准。
三、南宁市骑楼改造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骑楼项目改造建设指挥部（下称指挥部），设在市建设委员会，负责指导与协调全市骑楼改造建设管理工作，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紧密协作，专人负责。各城区成立分指挥部具体组织实施。
四、骑楼改造建设管理，应当遵循“统筹规划”、“一地一策”、“多渠道融资和市场化运作”、“政府行为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拆建改造与保护历史风貌相结合”的原则，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五、骑楼改造建设坚持拆、改、留并举的方法，根据街区现状环境特色，对规划骑楼项目可进行“修旧如旧”、“更新整饰”或“拆除改造”等形式改造。
（一）“修旧如旧”，即对现存的骑楼街区和具有岭南特色的建筑物进行保护性修缮，恢复其原有风貌。
（二）“更新整饰”，即对结构质量较好，但其风貌与规划骑楼风格不协调的建筑，可对其外立面进行粉饰装修，并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对其内部及外部结构进行局部改造，使之与规划骑楼风格相协调。
（三）“拆除改造”，即是对结构简陋、质量较差、环境较差或者不符合城市规划的片区进行整体改造，且临街面房屋按骑楼风格进行改造建设。
六、市规划部门负责组织我市骑楼改造建设总体规划设计工作，并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以确保规划设计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各城区按审定的总体规划要求分区、分批、分期组织实施，同时负责做好项目前期工作。
七、骑楼改造建设项目可优先列入城建计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优先办理出让和报建等手续。
八、骑楼改造建设涉及城市房屋拆迁的，应按现行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有关政策执行。
（一）拆迁补偿方式可根据项目具体条件和被拆迁人的意愿优先考虑原地回迁安置，回迁时先签约的住户优先选房，并以相当原有认定建筑面积标准安置。
（二）被拆迁单位需外迁的，在符合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按规定给予优先安排建设用地。
（三）被拆迁住户按规定给予优先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住房条件特别困难并符合有关规定的，经指挥部同意可优先安置廉租住房等。
（四）骑楼改造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积极配合实施改造建设工作的，经指挥部同意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奖励。
九、列入骑楼改造范围的市政公用设施应与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十、采取各种形式，多渠道筹措资金，确保骑楼改造建设加快进行。
（一）市、城区财政部门应加大骑楼改造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确保财政安排的项目工作经费到位。
（二）骑楼项目被改造单位或受益单位应按项目具体实施情况承担部分改造建设资金。
（三）通过各种招商引资活动吸收社会资金及外资、外埠资金投入我市骑楼改造建设项目。
十一、骑楼改造建设涉及市本级行政性规费的，经指挥部批准可按如下标准缴交：
（一）涉及的收费部门（或单位）为市财政全额拨款单位的，按有关费用收费标准的30%以下收取。
（二）涉及的收费部门（或单位）为市财政差额拨款单位的，按有关费用收费标准的30%—50%收取。
（三）涉及的收费部门（或单位）为自收自支单位的，按有关费用收费标准的50%—80%收取。
十二、有关部门及各城区人民政府应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办事程序，同时将骑楼改造建设工作纳入与市人民政府签订的年度工作目标责任书，严格按目标责任制要求组织实施，确保按时完成骑楼改造建设工作任务。
十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骑楼改造建设管理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接受贿赂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十四、在市区其他范围内经批准实施的骑楼改造建设项目，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十五、本规定由市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
十六、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蔬菜生产信息监测月历》的通知
农业部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蔬菜生产信息监测月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农林）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为适应蔬菜产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及时掌握产销动态信息，引导生产发展和产品流通，稳定市场供应，我部于2010年2月1日开始将蔬菜生产信息监测纳入农情调度（批复文号为国统制［2009］96号）之内。为进一步规范蔬菜生产信息监测，我部制定了《蔬菜生产信息监测月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蔬菜生产信息监测月历》
二○一一年五月六日
附件：
蔬菜生产信息监测月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批准
2011年5月
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 家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有义务如实提供国家统计调查所需要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五条规定：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对在统计调查中知悉的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目录
一、总则6
二、文字材料报送要求8
三、报表报送要求9
四、报表样式10
（一）主要种类蔬菜生产情况调查表10
（二）主要蔬菜生产情况旬度调查表11
（三）主要蔬菜生产情况月度调查表12
（四）主要蔬菜生产情况季度调查表13
（五）主要蔬菜生产情况年度调查表1 14
（六）主要蔬菜生产情况年度调查表2 15
五、主要指标解释16
一、总则
（一）监测目的：通过蔬菜生产信息监测，及时掌握蔬菜生产动态情况，科学研判发展趋势，适时发出预警，指导农民合理安排生产，引导产品有序流通，促进生产稳定发展和市场平稳运行。
（二）监测种类：包括大白菜、普通白菜、结球甘蓝、花椰菜、萝卜、胡萝卜、黄瓜、西葫芦、冬瓜、番茄、辣椒、茄子、菜豆、豇豆、菠菜、芹菜、莴笋、大葱、韭菜、大蒜等20种主要蔬菜。
（三）监测指标：包括蔬菜种植面积、产量、产地批发价等（监测数据包含用于加工的蔬菜）。
（四）监测频率：生产动态信息报表按月度、季度、年度及时报送，产地批发价按旬度及时报送。
（五）数据采集与报送：采用全面统计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监测蔬菜生产信息。季度和年度生产数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蔬菜生产主管单位对蔬菜生产情况进行逐级全面统计，汇总后上报农业部；基点县数据，经省级蔬菜生产主管单位审核后上报农业部。旬度蔬菜产地批发价，每个基点县选择1个有代表性的产地批发市场，定点监测20种主要蔬菜产地批发价，经省级蔬菜生产主管单位审核后上报农业部。月度蔬菜生产信息，在每个基点县选择蔬菜种植面积前10位的乡镇，每个乡镇选择蔬菜播种面积前10位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大户，由乡（镇）信息员定点采集，并将数据上报县级蔬菜生产主管单位汇总，经省级蔬菜生产主管单位审核后上报农业部。
（六）本报表制度实行全国统计分类标准，各地必须严格贯彻执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农业厅（局、委）可在本报表制度中增加指标，但不得打乱指标排序。
（七）本报表制度由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负责解释。
五、主要指标解释
1、大白菜：别名结球白菜、黄芽菜、包心白等，包括散叶型、半结球型、花心型、结球型和微球型。
2、普通白菜：别名小白菜、青菜和油菜等。
3、结球甘蓝：别名洋白菜、包菜、圆白菜、卷心菜、莲花白、茴子白等，包括尖头型、圆头型和平头型。
4、花椰菜：别名花菜、菜花。
5、萝卜：包括普通萝卜（红皮、绿皮、白皮等）和四季萝卜。
6、胡萝卜：别名红萝卜、黄萝卜、番萝卜、丁香萝卜、黄根等，包括普通胡萝卜、微型胡萝卜等。
7、黄瓜：别名胡瓜，包括密刺型、少刺型、无刺型和小果型。
8、西葫芦：别名美洲南瓜，包括白色西葫芦、绿色西葫芦、黄色西葫芦及飞碟西葫芦等。
9、冬瓜：包括青皮冬瓜、白皮（粉皮）冬瓜等。
10、番茄：别名西红柿、洋柿子。包括大果型、中果型和小果型，颜色多种。
11、辣椒：分为辣椒和甜椒。辣椒，别名番椒、海椒等，包括尖椒型和线椒型。甜椒，别名青椒、菜椒、彩椒。
12、茄子：包括长茄、圆茄等。
13、菜豆：别名四季豆、芸豆、油豆、玉豆、豆角等，包括圆荚型、椭圆荚型和扁荚型。
14、豇豆：别名长豇豆、长豆角、带豆等，包括青荚型、白荚型和红荚型。
15、菠菜：别名：赤根菜、波斯草等，包括尖叶型和圆叶型。
16、芹菜：别名芹、旱芹、药芹，包括中国芹菜和西芹。
17、莴笋：即茎用莴苣。
18、大葱：指以假茎为主要产品的葱，包括长白型和短白型。
19、韭菜：别名起阳草、懒人菜、草钟乳，包括叶韭（含韭黄）、花韭、叶花兼用韭和根韭。
20、大蒜：别名蒜、胡蒜，包括紫皮蒜和白皮蒜，面积为以蒜头、蒜薹、蒜苗为主要产品的总面积，产量和价格只调查蒜头的数据。
21、在田蔬菜面积：指在田蔬菜种植面积，不包括育苗面积。
22、当月产量：指当月收获的蔬菜产量。
23、预计下月产量：预计下月可收获的蔬菜产量。
24、产地批发价：产地蔬菜初级产品首次批量交易价格。
25、露地蔬菜：指露地栽培的蔬菜（包括地膜栽培）。
26、塑料棚：分为大中棚和小棚。劳动者能在其中直立行走的塑料棚归入大中棚统计，其他塑料棚归入小棚统计。面积以棚内面积计。
27、温室：包括日光温室、传统加温温室、连栋温室〔透光、保温覆盖为玻璃或阳光板（聚碳酸酯板材）、氟塑薄膜〕、连栋大棚。面积以温室内面积计。
28、比上一旬增减、比上年同期增减、比上年增减：指增减的绝对数量（如多少万亩、万吨、元/公斤）。
29、其他：20种主要蔬菜以外的所有蔬菜。
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
2000年9月28日 13:30 刘星
--一个疑问和重述
一般认为，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是研究法律现象中带有普遍性质的问题（比如法律的性质、基本特征、法律的起源），以及在宏观上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彼此关系的问题（比如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文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理论范式的框架，提供一个可以客观描述的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图景。这样一种看法大体占据着我国目前法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①。
从学术历史谱系上看，这种看法深受近代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近代自然科学的强劲发展刺激了法理学研究观念的实证转向。人们感觉，法理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像近代自然科学那样客观中立地研究社会中的法律现象，可以而且应该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科学"②。
这种看法的一个预设前提是：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站在一个不受自己"前见"和价值判断影响的立场上，客观中立地观察法律现象。这种看法当然不排斥法理学研究主体可以而且应该提出实践色彩的"规范性质"（normative）的价值观念（比如主张社会应该建构何种法律秩序），但是，它显然认为，"规范性质"的价值观念可以和"描述性质"（descriptive）的观察观念相脱离③。换言之，观察判断可以和价值判断分为不同的阶段，而且，观察判断独自得出的结论可以是超越具体时空或曰具体社会语境的。
我认为，法理学参照近代自然科学而来的这种"科学主义"，可能是有问题的，甚至误导了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
阐释学的研究④已经大体表明，法理学研究不可能不受研究主体的"前见"的影响。在说明、描述、解释研究对象时，研究主体已经是在依赖自己以往获得的"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等等。换言之，这种"理论预设"、"历史经验感受"之类的"前见"的内容，总在制约着研究主体的观察和分析⑤。法理学研究者所以成为一名法理学研究者，正在于他（她）已具有了一定的习得而来的"法理学知识"，以及具有了一定的"人们称之为法律现象"的历史经验感受。当然，研究者可以反省自己的"前见"。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反省同样依赖另外一种"前见"。因为，研究者进行理论推论的时候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部分理论。这就如同研究者描述一个语词时必须而且只能依赖另外一些语词。科学哲学的研究从另一角度表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实际上存在"观察渗透理论"的特征，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会也不可能不在一定的"科学知识"的前提条件之下展开和推进⑥。自然科学尚且如此，遑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法理学？这意味着，应该坦承法理学研究中的因"前见"而产生的"偏见"（这里不含贬义）。这种"偏见"不是也不可能是超越他者的绝对真理。因为，"前见"也是历史形成的，是社会语境化的（这是说，它也是受另外的"前见"而形成的偏见的影响）。这决定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不可能超越时空从而放之四海而皆准。
法理学中的"科学主义"时常具有一种学术策略：汇集所有人们用"法律"一词加以描述的社会对象，对之进行概括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研究法律现象的客观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法律概念"或"法律基本特征"的描述理论⑦。自然，对于"科学主义"意念极为浓重的法理学而言，这个出发点是十分必要的，失其便不能开辟法理学的学科进路，建构法理学的理论大厦。然而，这种策略忽视了一个重要现象，即社会中时常存在着"法律争议"。这种争议不仅发生在研究者之间的理论争论中（这是次要的），而且还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主体的实践中（这是更为重要的）。因为社会资源的相对稀缺，也因为人们政治道德价值观念的差异，"法律争议"难以避免。"法律争议"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中尤其是法律实践中，不可能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法律"一词⑧。比如，在具体案件中，有人会主张"法律"一词所指的内容包括了"立法者意图"，而有人则会坚持"法律"一词仅指正式文字化的权威规则。而这两种看法包含的法律观念则显然是不同的。事实上，实践主体自然倾向于站在自己的实践立场、政治道德立场赋予"法律"一词不同的意义。即便"法律科学"宣布找到了人们最为常用的"法律"一词的用法，实践中的主体依然会坚持自己的"法律偏见"。
法律争议的存在，对"科学主义"的学术策略，意味着两方面的潜层颠覆。其一，争议时常"破坏"了所谓的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使其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其二，变动不居使法律语词的通常用法会发生范式的变化，即一个时期一个地方会有一种用法，另一时期另一地方甚至同一地方会有不同用法。接下来，这两方面又左右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视域"⑨。进而言之，这又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建立的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语境化，即受当下社会存在（人们使用法律一词的方式）的影响。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法理学研究者的"观察判断"研究的内容与结论，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而且在价值观念意义上也是不可能客观中立的。
就价值观念意义上是否可能客观中立而言，法理学研究者可以宣称，自己在研究时决不牵涉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但是，研究者这类"自觉"依然不等于也无法决定研究出来的理论内容，没有价值判断的内容。如下分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实践中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法律意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有关"具体法律观念"的，另一部分是有关"一般法律观念"的。"具体"是指法律的具体内容，比如法律在合同、婚姻、继承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一般"是指法律的一般概括性观念，比如认为法律的一般概念是什么。实际上，主张具体法律内容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已经意味主张了一个一般法律观念。例如，认为应该在《合同法》的规定中寻找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便是认为《合同法》一类的文字规定是法律（这是一般法律观念）。与此不同，认为不仅应该在《合同法》的文字中，而且应该依据民间的商业惯例中，来确定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便是认为不仅《合同法》的文字而且民间的商业惯例，都是法律。这两种一般法律观念是不同的，所以不同，恰是时常因为利益愿望以及政治道德观念的不同。从政治道德观念上看，坚持《合同法》文字的法律效力意义，是因为认为"文字法律"的价值意义不可忽视，认为它可以带来规则的明确性和可预测性，从而更好地使人们有效地安排自己的行为计划。而坚持民间的商业惯例也具有法律效力的意义，是因为认为法律规则应该和民众自然形成的规则行为相契相合，认为商业惯例有益于市场经济的运作，而市场经济会带来更多的效率和效益。
能够发现（这是十分关键的），社会争议角色提出的这样一类"一般法律观念"放在法理学研究的领域内，正是法律理论。他（她）们的"一般法律观念"和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其内在肌理和纹路是一致的。只是一个没有清晰地用理论表达出来，一个表达出来而已。因此，认定受制于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影响的实践者的"一般法律观念"带有价值内容，也就意味着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潜在地受染了价值色彩。我们毕竟可以看出，法理学研究者的"一般法律理论"实际上是实践中社会争议角色的"一般法律观念"的系统化和学理化。
因此，无论法理学研究者如何宣称自己的研究过程可以摆脱利益愿望、政治道德观念等价值内容，其所建构的法学理论的内容依然包含了价值立场。
由此观之，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不在于、不可能在于而且也不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客观中立的超越具体历史社会语境的抽象理论。实际上，其基本使命和作用正在于在具体历史的社会语境中建立一个适时适势的表达当下普遍较为有益的价值姿态（这些价值是会发生变化的）的法律理论模式。它具有实践性，而且是法律实践的话语推动器，其目的应该在于建立一个具体社会语境中大多数人希望的法律秩序。
从反向来说，如果认为法理学研究可以建立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普遍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那么，无形中就会在价值气氛极为浓重的政治法律领域内建立一个值得怀疑的"霸权话语"，并通过法学渗入实践的方式，在法律实践中压抑其他可能具有同样存在资格的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的意义，破坏法理学推动法律观念及法律价值对话的机制，破坏具体社会语境中的法律依赖民主的政治基础。
①参见我国目前主要的法理学教科书及一般性的相关论文。当然，它们的具体表述有时是有区别的。另外，正如国内许多学者介绍和引用的那样，20世纪中叶此种比较典型的表述之一见于美国学者Edwin Patterson的著作。参见Edwin Patterson, Jurisprudence, Brooklyn: The Foundation Press, 1953. pp. 2-4.
②参见英国学者Dennis Llyod, The Idea of Law,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1. pp. 105-108.
③比如英国学者Jeremy Bentham认为，法理学可以分为"说明性"法理学和"评价性"法理学，前者解决的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后者解决的问题是"法律应当是什么"。见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p. 293. 英国学者John Austin也说过："法律的存在与其功过完全分属两个不同的问题。"见John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ed. Wilfrid Rumble. New York: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84.
④这里指一般性的哲学阐释学，尤其是德国学者伽达默尔的理论。这种阐释学认为：对文本（文本不仅指文字文本，而且包括了诸如社会现象等等之类的阅读对象）的解释，必然会受阐释者的"前见"影响，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合理的。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页678。
⑤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英美国家语境中，"法院判例是法律的一部分"成为法理学学者研究的"理论预设"和"历史经验感受"之一，而在中国语境中没有成为。
⑥参见美国学者N·R·汉森：《发现的模式》，邢新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页22；另见英国学者卡尔·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页254。
⑦中国学者一般没有这样的明确表述，但是他（她）们都赞同了实证方法的必要性，从而暗含了这样的学术策略。参见目前主要的法理学教科书以及有关的一般性研究论文。另英国学者Herbert Hart和美籍奥地利学者汉斯·凯尔森明确认为，研究法律的基点正是"法律"一词的通常用法以及该词所指的对象。参见Herbert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preface；汉斯·凯尔森：《法律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页4。
⑧参见美国学者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4-44.
⑨因为实证的法理学研究者总是观察现实中人们如何运用"法律"词语来进行理论抽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