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9年7月30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常委会会议
第三章 主任会议
第四章 秘书长
第五章 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
第六章 制定和批准地方性法规
第七章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第八章 监督
第九章 人事任命
第十章 联系代表和受理来信来访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常委会的工作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常委会是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依照宪法、法律规定行使职权。
第三条 常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第二章 常委会会议
第四条 常委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召集并主持会议。
常委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如有特殊需要，可以临时召集会议。
第五条 常委会会议必须有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准时出席常委会会议。因特殊情况不能出席的，应向常委会秘书长请假。
第六条 常委会举行会议，应在会议召开六日前，将开会日期和会议议程草案通知常委会组成人员。
常委会会议日程安排，由主任会议在常委会会议举行六日前讨论决定。
临时召集的会议临时通知。
第七条 常委会举行会议时，省人民政府省长或副省长和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会议。根据需要，省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可以列席会议。
不是常委会委员的常委会副秘书长，常委会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工作机构的委员可以列席会议。
省辖市人大常委会、常委会地区工作委员会、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或副主任可以列席会议；根据需要，可以邀请本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或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第八条 常委会会议设立旁听席。公民按有关规定可以旁听常委会会议。
第九条 常委会举行会议时，可以召开全体会议，也可以召开分组会议。
第十条 常委会全体会议或分组会议审议有关议案或者工作报告时，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十一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会议上提出的重要建议、批评和意见，按归口类别由常委会办事机构或有关工作机构归纳整理后，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常委会办公厅交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办理，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应在三个月内将办
理结果报告常委会办公厅。
第十二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常委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十三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在全体会议上讨论问题时的发言，一般不超过十五分钟，同一人对同一问题的第二次发言一般不超过十分钟。
发言人发言时间超过上述规定的，常委会会议的主持人可以终止或适当延长发言人的发言时间。
第十四条 主任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常委会提出属于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受主任会议委托，常委会办事机构、工作机构可以向常委会提出属于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有关议案。
除地方性法规案以外的议案，一般应在常委会会议举行十五日前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写明所提出议案的理由和具体方案。
第十五条 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议案，提出议案的机关和联名人应当提供有关资料，如实反映情况，并应在常委会会议上作说明。
第十六条 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议案的机关或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主任会议决定暂不付表决的，交有关工作、办事机构进一步研究，再由主任会议决定提交下次或者以后的常委会会议审议、表决。
第十七条 常委会会议的决议、决定或其他议案，由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常委会会议表决采取无记名投票、举手方式或其他方式。
第三章 主任会议
第十八条 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组成主任会议。主任会议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一）拟订本届常委会的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草案；
（二）决定常委会会议举行的日期，拟订会议议程草案；
（三）决定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议案、任免议案和其他议案；
（四）听取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及省人民政府有关工作部门的专项工作汇报；
（五）审查被认为同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的省人民政府的规章、决定、命令，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办法、决定，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决议或决定；
（六）处理常委会指导县（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的重要日常工作；
（七）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闭会期间，许可对省人大代表中的现行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并提请常委会会议确认；
（八）受常委会委托，解释地方性法规或决定提请常委会会议解释；
（九）研究决定重大申诉、控告、检举案件的处理方式；
（十）讨论、决定办事、工作机构提出的重要事项；
（十一）其他重要日常工作。
第十九条 主任会议由主任主持，或由主任委托的副主任主持。
常委会副秘书长，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可以列席会议。必要时，可以邀请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会议。
第二十条 主任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由办公厅印发主任会议纪要。
第四章 秘书长
第二十一条 秘书长在常委会主任领导下负责处理常委会机关的日常工作，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
（一）负责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常委会会议和主任会议的准备工作；
（二）检查落实常委会会议、主任会议决定的事项；
（三）批办重要文件和有关请示报告；
（四）审核以常委会名义发出的文件；
（五）协调办事、工作机构的工作。
第二十二条 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秘书长办公会议。秘书长办公会议由秘书长或秘书长委托的副秘书长主持。根据工作需要，常委会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可以列席秘书长办公会议。
第五章 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
第二十三条 办公厅、法制室、办公厅调查研究室是常委会的办事机构。
第二十四条 办公厅、法制室、办公厅调查研究室主任在秘书长领导下主持本部门工作，副主任协助主任工作。
第二十五条 办事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筹备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常委会会议和主任会议；
（二）负责检查常委会会议、主任会议、秘书长办公会议以及机关重要会议决定、事项的落实；
（三）拟订地方立法规划和计划草案；
（四）审查省人民政府的规章、行政措施、决定和命令，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办法、决定及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向主任会议提出报告；
（五）解释、清理地方性法规的具体工作；
（六）承办地方性法规的公布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的备案工作；
（七）承办国家法律草案征求修改意见工作；
（八）处理机关文书、公务和行政事务；
（九）协调联系代表和办理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受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
（十）研究常委会行使职权中的重要问题，向主任会议提出建议；
（十一）调查了解全省人大工作情况，组织经验交流；
（十二）组织、协调法制宣传工作；
（十三）联系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
（十四）办理主任会议交付审查的有关议案；
（十五）承办其他事项。
第二十六条 办公厅主任、副主任组成厅务会议，检查和布置办公厅的工作。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处室负责人可以列席会议。
第二十七条 常委会设立法制、财政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农村、选举任免代表联络、内务司法、民族侨务外事等工作委员会，作为常委会的工作机构。
常委会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代表的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常委会在地区设立工作委员会，作为常委会的派出机构。地区工作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秘书长组成。
第二十八条 工作委员会主任主持本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副主任协助主任工作。
第二十九条 工作委员会主要职责是：
（一）审查提请常委会审议的有关议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向主任会议提出报告；
（二）起草或者组织有关部门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
（三）承办常委会审议地方性法规草案前的具体工作；
（四）调查了解和检查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并对有关违法事件提出处理建议和报告；
（五）对属于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和重要案件，进行调查研究，为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重大事项和开展监督做好准备；
（六）组织讨论修改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
（七）办理省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
（八）办理主任会议交付审查的有关议案；
（九）根据工作需要听取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参加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召开的重要工作会议；
（十）宣传宪法、法律和法规；
（十一）督办有关申诉、控告案件；
（十二）承办常委会执法检查、评议的具体工作；
（十三）承办与省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联系事宜，承办人事任免、代表资格审查、代表视察以及换届选举的具体工作；
（十四）承办外事活动的有关事项；
（十五）办理常委会会议和主任会议交付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条 受常委会委托，地区工作委员会联系所在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联系所在地区的县、市人大常委会，监督、检查地区行政公署、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分院的工作，承办常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六章 制定和批准地方性法规
第三十一条 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议案，一般应在常委会会议召开的两个月前提出。
第三十二条 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一般实行两次会议审议通过制，也可以根据审议意见再作进一步修改，待以后的会议再行审议表决。
第三十三条 制定地方性法规依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规草案，常委会工作机构或办事机构起草的法规草案，在常委会会议一审前的具体工作，以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或办事机构为主，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前介入，参与调研论证；
（二）常委会会议对法规草案二审前的具体工作，以及修订、废止和批准法规的具体工作，以法制工作委员会为主，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或办事机构继续参与调研、协调、修改；
（三）提请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由秘书长批转有关工作或办事机构初审；
（四）主任会议根据常委会工作或办事机构初审情况的报告，决定将地方性法规草案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或者暂不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交有关单位修改后再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
（五）常委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草案时，草拟法规草案的部门负责人，应当在常委会会议上对该法规草案作出说明，并派专人参加会议听取意见；
（六）常委会有关工作、办事机构应向常委会会议作出法规草案的修改说明。
第三十四条 需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常委会会议决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制定。
第三十五条 批准地方性法规依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请省常委会批准时，应附上制定该法规的说明及其有关材料，送常委会办公厅；
（二）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由秘书长批转法制工作委员会审查；
（三）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报请的地方性法规审查后，应向主任会议提出审查情况的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
（四）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地方性法规时，报请批准该法规的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应当到会作说明，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五）常委会认为该法规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本省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或需要进一步调研、协调、修改的，可以作出不批准的决定，由报请的市人大常委会进行修改后，依照程序重新报请批准；
（六）常委会批准的地方性法规，由报请的市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
第七章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第三十六条 常委会讨论的重大事项包括：（一）省人民代表大会交付审议的事项；（二）主任会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提请审议的事项；（三）常委会认为需要审议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向常委会提出的工作报告，应由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到会报告。
第三十八条 常委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工作报告涉及的重大事项提出修正意见或作出决议、决定，交常委会办事机构或工作机构督促有关部门办理。有关部门应认真办理并及时将办理结果报告常委会。
第三十九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半数以上不同意报告机关的工作报告时，报告机关必须在本次会议或下次会议上作补充报告或者重新报告。
第八章 监督
第四十条 常委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依照宪法、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执行法律、法规的情况行使监督权，对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行使监督权。
第四十一条 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行政措施、决定、命令是否同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
（二）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办法是否同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
（三）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执法工作中的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四）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决议、决定是否同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
（五）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违法的选举、任免、罢免和撤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的行为；
（六）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贯彻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的情况；
（七）省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的部分变更方案的执行情况，省人民政府关于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报告；
（八）省人民政府制定的关系全局的、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定和措施；
（九）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
（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
第四十二条 监督应坚持依法办事、实事求是、民主公开、讲求实效的原则。
第四十三条 常委会对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可以采取听取工作报告、视察、执法检查、代表评议、述职评议、个案监督等形式。
第四十四条 常委会会议期间，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委会书面提出对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答复。以口头答复的，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必须到会答复；以书面答复的，应由受质询机关负责人签署，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或提案人。
提案人如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时，可以继续质询并要求再作答复，由常委会办事机构或工作机构进行督办。必要时，常委会可以依法作出决定。
列入议程的质询案，在未作答复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该质案即行终止。
第四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行政措施、决定、命令，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制定的规定、办法、通告，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在颁布或者发布的同时，应当报送省人大常委会。
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决议、决定在公布的同时，应当报送省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六条 常委会有关办事机构应当对本条例第四十五条所列机关报送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发现同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的问题，应向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处理办法。
第四十七条 常委会对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地方国家机关和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以作如下处理：
（一）责成有关地方国家机关自行纠正违法行为；
（二）撤销或者责成有关地方国家机关自行纠正不适当的规章、行政措施、决议、决定和命令；
（三）依法撤销或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罢免有关人员的职务；
（四）构成犯罪的，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主任会议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委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常委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人员的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代表中提名，提请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的工作结束后，应向常委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委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四十九条 主任会议和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依法向常委会提出撤销由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的议案，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提出的撤职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委会表决，也可以经常委会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由下次常委会会议根据调查
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被提出撤销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权在常委会会议上申辩。
第九章 人事任命
第五十条 常委会任命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照法律规定和《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进行。
第五十一条 常委会对提请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法律培训制度。
第五十二条 提请任命的机关应向常委会会议介绍被任命人员的基本情况，说明任命的理由，回答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询问。
第五十三条 常委会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决定被提请任命的人员在任命案表决前的常委会会议上作表态发言。
第五十四条 被任命的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准时参加常委会举行的颁发任命书会议。
第十章 联系代表和受理来信来访
第五十五条 常委会设立人大代表接待室，建立主任、副主任、秘书长接待代表日制度。
第五十六条 省人大代表通过来信来访向常委会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常委会办事机构或工作机构研究办理或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并负责答复。
第五十七条 常委会受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
对来信来访中反映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根据情况作以下处理：
（一）一般申诉、控告和检举，由常委会办事机构办理或转交有关机关办理，有关机关应将办理结果答复申诉、控告人，并将办理结果报告常委会办事机构备案；
（二）重要的申诉、控告和检举，由主任、副主任、秘书长批转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办理，或先交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或办事机构对申诉、控告、检举的事实进行调查，再提请主任会议研究处理。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五十八条 常委会可以分别制定履行各项职责的具体规定。
第五十九条 常委会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根据本条例，制订工作细则和工作制度。
第六十条 本条例由省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1984年12月25日河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和1987年11月22日河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河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同时废止。
1999年7月30日
“贼”的命运
法的关系……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 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他们根 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
题记：拜入法学的门槛不足三年，作为一个法科学生，从一个“法盲”到法学人的转变还刚刚起步，况且苏力教授曾多次教导我们“大学四年，前三年我是不准你们开口的，否则会满口胡言，不知所云”。苏力教授所言及是，大学两年多来，我到底学了多少法学知识？这是我学习法学专业一直以来的反思。特别是有时候给专业外人士解释他们碰到的问题时，往往是解释了一大半天之后，却得到一句“亏你还是学法律的！”这个时候我更是感到茫然、委屈乃至不知所措。到底是法律出了问题，还是自己学得太浅了而没有把握住法律的精神？中国老百姓认的“理”与法应作何变通？如何认识法律以及法治？困惑之余，有一点可以肯定，认真分析问题发生的背景和利用其他学科的观点来解释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面对法学上的各种“疑难杂症”，在法学（这里所指的是狭义的法律，同时也是我们这些经过正规训练的法学人所认为的法学，即只认可国家制定法和形而上的东西，但决无贬义）这个小圈子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么就真应该跳出这个小圈子来看看了。
下面我将对一个真实的案例进行法律社会学的分析和解构来予以说明，此文的重点是侧重于社会学知识，对于这种有点离经叛道的理论和方法，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波斯纳把自己的数部法学大作归于社会学门下，同时强调法学与社会生物学是当代法学研究的前沿，对于这种比较“前沿”的问题，在中国法学界能看到的文章是很少很少的，更多的是进行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分析以及法条主义的诠释。初次涉及所谓“前沿”，难免贻笑大方。
2003年7月31日《南方周末》登载湖南会同县堡子村村民集体“刑讯”打死一个“贼”的事，随后宋玲玲在的《贼的命运与法治常识》（2003年8月7日《南方周末》）中认为，村民们在刑讯过程中，做出种种丧失理智的暴力行为之症结，其一，在于国人的观念，对生命的认识淡薄。其二，我国刑法制度的缺陷。文中提出“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在哪里，在还需要普及和强调法治常识”（不要忘记，在整个历史上，国家权力，尤其是国家法律对乡民的渗透始终是极为有限的）！但文中也提到几乎所有的国民即使是山野村夫也知道杀人偿命的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啊，这难道说“法治”没有“普及”到村民中去吗?同时案子中的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师为什么在对待司机时也出手那么狠？看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法治问题了！需要说明的是宋在文中所提出的“法治”概念不清晰也不明确，有点理想主义的味道，因为如果我们把一切的犯罪的发生都归结于法治这个大概念的时候，是不正确也是不合理的。试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算得上我们眼里的法治国家吧？难道这些法治国家就没有犯罪了么？难道你能说他们的法治不健全和国民缺少法治意识？这种观点看似可笑了吧？但这种简单枚举处处比较的做法在我们对于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探讨当中是相当流行的，经常学者一说到某某制度时马上就拿出西方的来加以比较论证，以证明我们的制度是何等的不先进。其实真正有说服力的论证必须从简单的枚举走向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再次，这种论证隐含了一种知识终结的观点，即把中外前人在具体社会历史时空中所创造的制度看成知识的终结、真理的化身，这实际上否认了人类实践创建和提供新的制度知识之必要和可能；它同时隐含了对制度和知识产生和运作之时间和空间的彻底遗忘。固然，这种观点在某些时候可能有助于我们排除妄自尊大，从而谨慎从事；但另一方面，却有可能使我们失去自信，失去对自己长期的切身经验的关注，这是很危险的，只能使我们裹足不前。所以要真正的研究这个案例，就必须找出它之所以发生的真正原因，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萨特说过，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那么，上述“打死小偷”事件的“合理性”又在何处？
因特网上，用“打死+小偷”这个关键词搜索出的文章居然有四万之多（google2004年3月18日统计）！标题无外乎于 “十多村民”“四莽撞工人”打死小偷等等。请注意这些量词，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实施暴力行为，而是群体！其中不仅包括农民民工等所谓“社会底层”，也不乏教师公务员 等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高的“社会主流”。自古以来，中国农民一直是比较善良、淳朴任意受人宰割的弱者，但为什么会在集体“刑讯”中做出如此残忍甚至是令人发指的行为呢？
这个问题表面上通常被看作是法治观念和刑法制度的问题，这种思维通常来自于所谓“法学”的惯常思维，诸如法治不健全、农民愚昧、人权观念缺失等等。但深入思考，我们会发现对此类问题的这种理解和思维是不太合理的。早在19世纪末，法国的心理学家李本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心理学上将村民的这种集体刑讯行为叫做反制度化集体行为。所谓反制度化集体行为是指团体的活动没有共同的了解和被公认的原则。比如，激烈的群众暴动，商品要涨价的信息传来时的抢购浪潮，战争的歇斯底里状态，足球流氓集体骚动等等，都属于反制度化的集体行为。由于反制度化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所以难以预测和难以控制，因而常常对社会潜藏着巨大的破坏性。
在讨论反制度化集体行为产生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心理学上的经典的“集体行为”事件。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个叫李村的地方，有一个白人农场。1931年初冬的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一个年轻的黑人雇员忿忿地来到这个白人农场，他是来向白人农场主索要欠他的周薪的。白人农场主不在家，他的妻子接待了这个黑人雇员，并说明自己的丈夫出去了，没有留下欠他的周薪，希望他换个时间再来。这个黑人雇员很不高兴地离开了。但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只手枪又重新来到了白人农场主的家中，再次愤然地要求农场主的妻子马上支付欠他的周薪。农场主妻子再次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出去还没有回来，并要求他马上离开。这个黑人雇员不仅没有离开，反而用手枪把农场主的妻子挟持到房中，实施了非礼。非礼之后，这个黑人雇员就逃走了。白人农场主的妻子立刻报了案，黑人雇员很快被警察逮捕了，并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警察把他关在了监狱中。消息传出后，整个李村都骚动起来了，白人的激动分子纷纷指责黑人的暴行，而黑人则认为这是白人对黑人的又一次陷害。当时，整个李村的气氛相当紧张。法庭不顾这一紧张的气氛，坚持要在当地公开审判。审判开始前，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法庭内外，人越来越多，拥拥挤挤。随着审判的进行，人群变得越来越好战，出现了集体激动的场面，并在相互的交流中把这一情绪逐渐地传染、蔓延。在这关键的时刻，各种各样的谣言又随之出现，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听到的谣言的正确性，人群更是表现得个个跃跃欲试，一触即发。下午一时整，当白人农场主的妻子上庭做证时，激动的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成了一群愤怒的暴徒。警察慌忙把黑人雇员监禁在一个水火不入的牢房中，并试图用催泪弹迫使骚动的人群解散。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随后，骚动的群众火烧了法庭。傍晚时，有白人激进分子用炸药爆破了关押黑人的牢房，将炸死的黑人雇员吊在法庭里的一棵树上示众。随后，又把黑人雇员的尸体挂在汽车后面沿街拖着示众，有五千多名白人跟在汽车后面狂叫怒吼。最后，这群激动的白人把黑人雇员的尸体拖到李村黑人区，当众焚烧。事态蔓延得越来越严重，最后不得已，出动了军队加以镇压，才使整个时间慢慢平息。
心理学家们通过对这个典型集体行为事件进行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反制度化集体行为具有如下的特点：
首先是拥挤，它是最初的或最早的集体行为的方式。对比堡子村审讯的具体情况就可以发现，当司机被押到“又一堡”旅社门口的时候，立马就被人们围起来了，随后的第二轮第三轮“刑讯”中，人数更是越来越多，由最初的十个左右增加到二三十个，到最后发展到了100多个人围在一起，可见当时场面之大，拥挤情况之严重！这成就了第一个条件——人们围在一起看热闹，我们在这里就把围在一起的人看作是一个群体。在拥挤中，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身体上都发生着拥挤。拥挤的基本效果就是人们彼此之间更为敏感，变得目光狭小、不顾他人的生命，同时对其他的对象的刺激反应也就大大减少了。此时此刻，人们的注意力只限于当时，对平时的道德、法律也就视而不见了。从而也就导致群体成员处于了一种无意识状态。
第二个阶段是集体激动，是拥挤行为更为激烈的方式，他除了具有拥挤的一般特征外，还有着它自己的特殊特征，即对他人的注意更为强烈的吸引力，此时的人们的情绪和行为都是由发自内心的冲动支配，所以，人们此时也表现得极不稳定，也极不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容易被调动起来发泄自己内心的紧张和不满。案例中，就是由于人们在审讯司机的时候，每次开始时都先问他是不是小偷，当司机否认时，便激发了村民由于丢失东西需要发泄的怒火，以至于在“九罗”一声“打哟”语言的刺激下，人们便开始疯狂的殴打起来！第二轮审讯中姜某也是在没有耐心的情况下，疯狂的殴打司机！因为这时的人们都是一群没有理智的动物集合体，稍有不从就只能激怒他们以至遭到残暴的对待！
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传染，这是一种比较快的、不知不觉的、不合理的扩展，它往往表现为一种疯狂、一种时尚的扩大，它是拥挤和集体激动的极端形式。而且社会传染还能吸引旁观者，使旁观者也在不知不觉中做出同样的反应，成为集体暴力行为的一员！社会传染的结果，使社会抵抗力减少，即使个体的自我意识减少，个人也会情不自禁的模仿他人、跟随他人，一下子就扩展到整个群体，最终成为了集体行为。在案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人们开始用木棍、扫帚打，打断了又换成了木桩子、螺纹钢筋，一个比一个恶毒一个比个凶残，以至于最后拿盐水泼、往司机的口里塞化肥，这些都在互相感染、刺激下愈演愈烈的！这里面最为典型是那个参与者的儿子用食盐水泼在司机的身上，并说：“贼古佬，我给你消消毒！”人群中不但没有人劝阻，却发出了一阵笑声。难道100多个人中就没有一个懂点法律，明白生命的重要意义的吗？围观的人们都成为了这个暴力集体中的一员，心中只有欲望和冲动，只要需求快乐和刺激，这里最好的解释是运用弗洛伊德的“本我”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有三个我。本我，代表人类的本能、欲望和冲动，只要寻求快乐，按“快乐原则”行动。自我，与现实环境相接触，负责对现实环境进行考察，以寻求满足本我的现实途径，因而，是按“现实原则”行动。而超我则代表了良心，是道德我，时时提醒自我按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行动，履行的是“至善原则”。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本我的力量特别大，它随时随地地都想表现自己，它更像个野兽，而不大像人。特别是碰到集体暴力这个外在条件的时候，个人的行为就更容易受到同伴的感染、暗示等影响的，就很容易丧失理性和个人责任感，表现得冲动、兴奋随心所欲。在群体暴力中，其实就是一个个本我在游荡。人人有责，也就等于人人无责，人们更多地会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时聚集在一起的群众就转变为残酷的、兽性的、失去理智、毫无约束地发泄情感和滥用暴力的乌合之众。
所以，我们在探讨这个案子，思考为什么善良的村民会做出如此过激违反伦理行为的时候，应该放到“集体”这个大前提下来研究。这时所面对的是一个不理智的“集体”而非单独的个体。至于为什么集体中村民们变得如此激烈，甚至失去理智？心理学家金巴尔多(P.Ztnbardo)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结果显示了群体的“暴力”的确与“失去个性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失去个性化是指当一个人在群体中时，就会产生群体为个人提供了保护的错觉，个体会认为人多势众，个人就不再以一个具体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以群体的成员形式而存在，法律的约束力就会远离了这些人，从而，个人丧失责任心，失去一定的理性，做出违反社会准则的过激行为。而当个人单独行事时，则自我意识强，因而更能从理性的、伦理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清楚自己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如果审讯司机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时，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毒打司机致死的，除非他真的变态！因为这时是一个人，不受其他人的干扰，更容易理性的看待这个 “贼”，这时他就会意识到杀人是要偿命要坐牢的，如果去坐牢的话家里面的老人、孩子谁来照顾等等问题（这也是人成熟的一个标志吧，现在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化，就是在作案的时候考虑不到这么多的后果和责任），理性就能战胜其“本我”，从而避免做出过激的行为！
从心理学的层面对堡子村村民的集体暴力行为进行分析后，问题变得清晰明了。如果当我们同样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面对这些不理智、充满愤怒的“集体”的时候，我们采取的不是马上给他们普及法律知识、讲法理等等，那样你可能只会遭来更猛烈的打击！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采取权宜之计，先顺从“集体”的主意承认“事实”，然后再考虑通过其他的方法和程序来还自己的清白。只要不激怒他们，他们心中的“怒火”就不容易被点燃的，这样更有利于保全自己的生命。这种做法看似可笑，但确确实实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认为仅仅把贼的命运归结为中国法治观念的缺失和刑法制度的不健全是不合理的，因为集体暴力的行为只要是有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的。鲁迅说过：“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关于这一问题，西方法治国家所发生的各种骚乱和暴动就很能说明问题。所以此案根本因素还是在于人类的本质和外部环境。法治是一个大概念，我们在引用的时候还需多加小心和慎重。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观点比较空泛的，必须从对人性的研究的角度对具体的问题加以指导，否则那种单纯以一个狭窄的学科领域来研究分析问题的态度对于我们真正的弄清事实真相是极为不利的。在本案中，在社会学意义上来看，张顺成的死归咎于一个心理学上的重要理论：“反制度化集体行为”；从其个人角度讲是死在了其不“顺”上。但是，从法学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算是比较公平合理和公正的，因为我们决不能因为这次事件可以以心理学的理论来推出其逻辑上“合理性”而对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认为是社会意义上的合理。
参考文章及书目：
1、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崔丽娟：《心理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叶容华：《社会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6、《南方周末》 2003-07-31 2003-08-07
重庆工商法学院法学院2001级4班 （在读本科） 邮遍：400067
e-mail:kxkz@21cn.com
